江左偏安岁序流，谁携锐旅问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垒，北伐空嗟九塞秋。
剑指长安云黯黯，心窥宸极意悠悠。
功过千秋青简载，一生争议属桓侯。
各位，我们翻开东晋的历史长卷，桓温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化的人物。他不是单纯的“忠臣”，也非纯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彻底的“乱世奸雄”。在门阀与皇权纠缠、胡尘与汉帜交织的东晋一朝，他以军事才能为笔，以政治野心为墨，在江左大地写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凭万兵扫平巴蜀，为东晋拓土千里；亦能三番挥师北伐，让中原遗民望旌旗而泣；却又始终觊觎司马氏的龙椅，将废立帝王视作掌控朝局的筹码，临终前仍执着于九锡之礼，为登临九五铺垫最后的台阶。
要读懂桓温，必先读懂他所处的时代。东晋建政之初，便带着“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扶持下于建康称帝，皇权自诞生起便被“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格局裹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接踵而至，印证了“兵权在手，方能立足”的铁律；而北方“五胡乱华”的浩劫，让中原沃土沦为胡骑驰突之地，“北伐复土”成为东晋士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却也成了权臣们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温生于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其父桓彝是东晋开国功臣。桓彝早年追随司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着称，历任中书郎、宣城内史，是少数以军功立足的非顶级门阀官员。按常理，桓温当是“将门虎子”，享受优渥的成长环境，可命运却在他十五岁那年，给了他一记沉重的打击。
公元327年，“苏峻之乱”爆发。历阳内史苏峻因不满朝廷削权，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率叛军一路攻破建康，控制晋成帝司马衍。当时驻守宣城的桓彝，听闻都城沦陷，立即领兵赴援，却因兵力悬殊，被苏峻部将韩晃围困于宣城。城破之际，桓彝宁死不降，被叛军杀害——这一年，桓温刚满十五岁，一夜之间，从“官宦子弟”沦为“孤儿”。
更让桓温刻骨铭心的是，时任泾县县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旧部，却在苏峻叛军围城时临阵倒戈，不仅泄露宣城的防御部署，还参与了追杀桓彝的行动。桓温将这笔血仇铭刻在心底，为父守丧期间，他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而是昼夜苦练剑术。《晋书·桓温传》记载，这一时期的桓温“性俭素，有英气”，丧父之痛与复仇之心，让他过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气，多了几分隐忍与果决。
三年守丧期满，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统、江思，以为“人死债消”，桓温即便怀恨，也不会在父亲的丧礼上发难。可他们低估了桓温复仇的决绝。公元330年，十八岁的桓温，身着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径直闯入江家灵堂。彼时江家三子正跪在灵前哭奠，抬头见桓温怒目而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抄起丧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练绝非徒劳。桓温左手格开江彪的丧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当场倒地；江统、江思见状欲逃，被桓温追上，匕首接连刺入二人要害。转瞬之间，江家三子尽数毙命于灵堂之上。杀完人后，桓温提着三颗首级，转身前往父亲桓彝的墓前，将首级摆在墓碑前，磕了三个响头：“父亲，孩儿为您报仇了。”
这起“灵堂复仇案”，在当时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中引发了巨大震动。有人指责桓温“太过酷烈”，违背了“士大夫守礼”的准则；但更多人则赞其“孝勇过人”，认为江播叛主杀帅，死有余辜，桓温此举是“替父报仇，天经地义”。其中，时任荆州刺史的庾翼（东晋名臣庾亮之弟，当时最有权势的门阀人物之一），对桓温尤为欣赏。庾翼曾对人说：“桓温有雄略，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立功，可比之孙权、司马懿。”
庾翼的赏识，成了桓温仕途的“敲门砖”。他不仅向朝廷上表推荐桓温，还将自己的女儿庾氏嫁给了他，通过联姻将桓温纳入庾氏集团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温的官运如同乘上快马——从琅琊内史起步，历任徐州刺史、安西将军府司马，短短数年便从地方小官，成长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将领。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临终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书，力荐桓温接替自己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是东晋的“西大门”，扼守长江上游，掌控着巴蜀、荆襄的军事命脉，是仅次于建康的战略重镇。当时的东晋朝廷，碍于庾氏集团的势力，且无人能替代庾翼镇守荆州，最终只得同意。这一年，桓温年仅三十一岁，他站在荆州的城楼上，望着东流的长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业”的豪情壮志。
手握荆州兵权的桓温，深知“在门阀当道的东晋，唯有军功能立威”。当时东晋的周边，北方有前赵、后赵、前秦等胡人政权，实力强劲，不易撼动；而西南方向，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正处于“国势衰落”的状态，成了桓温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标”。
成汉政权的建立，源于西晋末年的流民之乱。公元304年，氐族首领李特率关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晋，死后其子李雄称帝，建立“成汉”，定都成都。到桓温时期，成汉已传至第四代皇帝李势。李势是个典型的昏君，《晋书·载记第二十一》记载他“骄奢淫逸，不恤国事”，不仅沉迷酒色，还纵容宗室大臣互相倾轧——当时成汉的朝政，被李势的弟弟李广、大臣马当、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员贪腐成风，军队疏于训练，巴蜀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政权，在桓温眼中，无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东晋朝廷对“伐蜀”仍持反对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险恶”——从荆州到巴蜀，需经三峡天险，山路崎岖，水运艰难，补给线长达数千里，一旦粮草断绝，军队必败；二是“风险过高”——荆州是东晋的西南屏障，若桓温伐蜀失败，荆州兵力空虚，不仅巴蜀会趁机反扑，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可能南下，东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当时朝廷中，除了桓温的参军袁乔，几乎所有大臣都反对伐蜀，连宰相何充都直言：“温虽有勇，然蜀道险远，恐难成功，万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温向来是“谋定而后动，不随众议”。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汉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闪电战”的战术——以精锐部队快速突破三峡，直捣成都，不给成汉反应的时间。公元346年冬天，桓温未等朝廷正式批复，便以“袁乔为前锋，周楚、孙盛为参军”，点选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而上，开启了伐蜀之战。
这是一场豪赌——一万精兵，对抗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一条险远蜀道，承载着桓温的仕途与东晋的西南安危。
桓温的“闪电战”战术，很快便显现出效果。大军从江陵出发后，昼夜兼程，沿长江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沿途的成汉守军，大多因“猝不及防”而弃城投降。比如成汉的建平太守杨谦，原本驻守巫峡口，见晋军来得迅猛，未战先降；接着，晋军又攻克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德阳（今四川遂宁），短短两个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桥”（今四川成都南部，当时是成都的南大门）。
直到此时，李势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成汉的全部兵力——约三万大军，在笮桥摆开阵势，欲与桓温决一死战。笮桥之战，成汉军队占据“主场优势”：一方面兵力是晋军的三倍，另一方面成汉士兵多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则国亡”，因此战斗一开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晋军前锋部队很快便陷入劣势——前锋将领龚护战死，士兵伤亡惨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晋军士兵开始慌乱，有些将领甚至向桓温建议：“将军，敌众我寡，且我军深入敌境，不如暂退，再图后计。”
关键时刻，桓温展现出了“枭雄本色”。他拔出佩剑，指着后退的士兵，厉声喝道：“我军千里而来，为的就是今日一战！谁敢后退，先斩谁！”接着，他转头对袁乔说：“敌军虽多，但阵型散乱，且军心不稳。你带五百精锐骑兵，从侧翼绕到敌军中军，突袭其指挥中枢，只要打乱他们的阵脚，我军必胜！”
袁乔领命，立即挑选五百骑兵，趁着战场混乱，悄悄绕到成汉军队的侧翼。当时成汉军队的中军，正由李势亲自坐镇，士兵们见皇帝在阵中，本还有几分斗志，可当袁乔的骑兵突然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时，成汉士兵顿时慌了——他们以为晋军来了援军，纷纷四散奔逃。
桓温见状，立即下令总攻。晋军士气大振，跟着袁乔的骑兵冲过笮桥，一路追杀，直逼成都城下。李势看着溃逃的士兵，听着城外的喊杀声，知道大势已去。他选择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规格——“肉袒面缚，舆榇自归”（光着上身，用绳子绑住自己，让人抬着棺材），亲自到桓温的军营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汉灭亡。桓温以一万精兵，灭了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纳入东晋版图。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真的能完成“伐蜀”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朝廷不得不对桓温加官进爵：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临贺郡公，允许他“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从此，桓温不仅掌控了荆州，还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区的兵权，成了东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平蜀只是桓温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东晋的权力，还需完成一件更能牵动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东晋士民心中的“执念”。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沦陷于胡人之手后，“王师北定中原日”便成了无数汉人百姓的期盼。而对东晋的权臣来说，北伐更是“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只要北伐有成绩，便能被视作“民族英雄”，获得士民的支持，进而压制其他门阀，掌控朝廷大权。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选在了公元354年，目标是占据关中地区的前秦政权。当时前秦的皇帝是苻健，公元351年刚建立前秦，定都长安，政权尚未稳固——苻健虽有才干，但前秦内部仍有不少氐族贵族不服其统治，且与周边的前燕、后赵残余势力矛盾尖锐。桓温认为，这是“收复关中，逼近长安”的最佳时机。
为了确保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从荆州、益州调集了四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司马勋率领，从子午谷（今陕西长安县南）出发，袭扰前秦的后方；另一路由自己亲自率领，从武关（今陕西丹凤县）出发，直逼长安。同时，他还与前凉政权结盟，让前凉出兵牵制前秦的西部兵力。
公元354年二月，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的主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在武关，击败了前秦的将领苻生；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又大败前秦的精锐部队，斩杀前秦将领苻苌；接着，晋军攻克了灞上（今陕西西安东郊），离前秦的都城长安仅一步之遥。
苻健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将长安城内的老弱妇孺迁入城中，紧闭城门，同时派自己的弟弟苻雄，率领五千精兵驻守白鹿原（今陕西西安东南），抵御晋军的进攻。此时的桓温，站在灞上的高地上，望着不远处的长安城，心中充满了豪情——他离“收复西晋故都”的目标，是如此之近。
就在这时，一件让桓温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关中地区的汉人百姓，听闻东晋军队来了，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百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妇女，还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他们大多是中原沦陷后留在关中的汉人后裔，有些老人甚至还记得西晋的年号。他们纷纷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酒肉，送给晋军士兵，嘴里不停地喊着“官军”“王师”。桓温看着这些百姓，心中也泛起了酸楚——他知道，这些百姓期盼的，是“收复中原，重归汉室”，而他肩上扛着的，不仅是自己的野心，还有无数汉人的希望。他扶起那位老人，安慰道：“各位父老放心，我军此次北伐，就是为了收复中原，让大家重新做晋朝的百姓。待我攻克长安，必奏请朝廷，让陛下迁都于此，重现汉室荣光。”
可现实很快便给了桓温一记重击——他遇到了北伐最致命的问题：缺粮。
前秦皇帝苻健，虽是胡人，却深谙“持久战”的道理。他知道桓温的大军从江南而来，补给线漫长，因此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他下令将长安城外的庄稼全部烧毁，将周边的百姓尽数迁入城中，让晋军在野外找不到一粒粮食、一个能提供补给的村落。桓温的大军在灞上驻留了几十天，粮食越吃越少，士兵们开始出现饥饿的情况。
为了解决粮荒，桓温曾派人去周边寻找粮食，可找到的只有被烧毁的农田和空无一人的村落。他也曾尝试与前秦决战，可苻健始终紧闭城门，不与晋军交战，只派苻雄率领少量骑兵，不断袭扰晋军的粮道。
公元354年五月，苻雄瞅准时机，率领五千骑兵，偷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派大将桓冲（桓温的弟弟）率军救援，结果在白鹿原被苻雄击败，晋军损失了一万多士兵，粮道也被彻底切断。
粮道断绝，士兵死伤，桓温知道，此次北伐已无成功的可能。他站在灞上，望着近在咫尺的长安城，心中充满了不甘——只要再有一个月的粮食，他就能攻克长安，就能完成“收复故都”的壮举，可他偏偏没了粮食。
无奈之下，桓温只得下令撤退。撤退时，他想将关中的百姓迁到江南，以增强东晋的实力，也为日后的北伐储备人力。可百姓们却犹豫了——他们怕路上遭遇战乱，更怕桓温走后，前秦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最终，只有三千多户百姓愿意跟着桓温南下。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功败垂成”告终。桓温虽打到了长安城外，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却因缺粮而撤退，未能收复长安。但从政治层面来看，桓温的目的已经达到：他通过此次北伐，向朝廷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让更多的人认可了他的声望。而朝廷中反对他的人，比如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东晋名士，曾与桓温争夺兵权），后来因北伐前燕失败，被桓温弹劾罢免，桓温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不仅掌控了荆州、益州，还趁机接管了扬州的部分兵权，成了东晋名副其实的“军事第一人”。
第一次北伐后，桓温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在荆州推行“屯田制”，组织士兵开垦荒地，积累粮食，为下一次北伐做准备；同时，他也在朝廷中不断扩张势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逐渐掌控了东晋的朝政。
公元356年，桓温发起了第二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盘踞在洛阳一带的羌族首领姚襄。姚襄本是后赵的将领，后赵灭亡后，他投降了东晋，却因不满东晋朝廷的猜忌，于公元355年叛变，率军攻占了洛阳，欲以洛阳为基地，在中原自立门户。
洛阳对东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东汉、曹魏、西晋三朝的都城，是“中原正统”的象征。收复洛阳，比收复长安更能提振人心。因此，桓温将第二次北伐的目标锁定为洛阳，既是为了消灭姚襄的势力，也是为了通过“收复故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这一次，桓温吸取了第一次北伐缺粮的教训。他提前在淮河、泗水一带囤积了大量粮食，并亲自率领两万大军，从江陵出发，沿淮河北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避免深入敌境导致补给断绝。同时，他还派大将檀玄、胡彬率领偏师，袭扰姚襄的侧翼，牵制其兵力。
姚襄知道桓温的厉害，不敢与晋军正面交锋。他率军退守洛阳城南的伊水（今河南洛阳南），并派使者去见桓温，假意表示愿意投降，实则想拖延时间，等待桓温的粮食耗尽。姚襄的使者对桓温说：“姚将军本是晋臣，因被奸臣陷害，才不得已占据洛阳。如今将军亲来，姚将军愿率军归附，只求将军能奏请朝廷，赦免其罪过。”
桓温一眼看穿了姚襄的计谋。他对使者说：“姚襄若真有归降之心，便亲自来我军营中请罪；若想耍花样，我今日便率军踏平他的军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说完，桓温便下令进军，在伊水岸边与姚襄展开决战。
姚襄的军队虽有三万多人，且多为羌族骑兵，勇猛善战，但晋军在桓温的指挥下，阵型严整，士气高昂。桓温亲自擂鼓助威，晋军士兵奋勇冲锋，很快便突破了姚襄的前锋防线。姚襄试图率军反扑，却被晋军大将桓冲击败，羌族骑兵死伤惨重。姚襄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兵逃往北方，后来被前秦皇帝苻生斩杀。
公元356年八月，桓温率领晋军，顺利进入洛阳城。当他走进洛阳皇宫时，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宫殿的柱子倒在地上，台阶上长满了野草，当年西晋皇帝举行朝会的太极殿，只剩下断壁残垣；宫门外的石狮子，也被战火熏得发黑，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桓温心中一阵感慨，他让人清理皇宫的废墟，又派人修复西晋皇帝的皇陵——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炎的峻阳陵等，都在他的命令下得到了修缮。
修复皇陵后，桓温亲自前往祭拜。在司马炎的峻阳陵前，他对着陵墓行了三拜九叩之礼，感慨道：“先帝（指司马炎）当年统一全国，何等威风；如今故都沦陷，皇陵残破，臣之罪也！”周围的士兵和官员，见桓温如此“忠义”，纷纷感动不已。
祭拜完毕后，桓温向朝廷上书，请求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回洛阳。他在奏疏中写道：“洛阳乃中原腹地，汉魏旧都，迁都于此，既能安抚中原百姓，又能震慑北方胡寇；且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便于日后北伐，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臣恳请陛下（指晋穆帝司马聃）早作决断，迁都洛阳，以慰天下苍生之望。”
可桓温的奏疏，却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主力，是江南的门阀大族——王、谢、袁、萧等家族，他们的家眷、财产都在江南，若迁都洛阳，他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比如时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后人），便以“洛阳刚收复，城池残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为由，反对迁都；谢安（当时尚未成为宰相，但已是谢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愿迁都，强行迁都恐引发民变”。
实际上，朝廷反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惮桓温的权力。他们担心，一旦迁都洛阳，桓温将以“镇守故都”为名，进一步掌控兵权，甚至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种借口，拖延迁都之事，最终将桓温的奏疏驳回。
桓温知道，这是朝廷在“制衡”他。但他并未发作——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灵堂复仇”的少年，而是深谙“隐忍”之道的权臣。他没有强迫朝廷迁都，只是留下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任命戴施为河南太守，负责洛阳的防务，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荆州。
虽然没能迁都，但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仍让桓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东晋能收复故都，全靠桓温；而桓温也通过此次北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被朝廷加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获得了“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这是古代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礼遇，距离“篡权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次北伐后，桓温成了东晋的“无冕之王”——他掌控着东晋的大部分兵权，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对他言听计从；江南的门阀大族，虽对他有所忌惮，却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桓温并不满足——他想通过第三次北伐，彻底消灭北方的胡人政权，建立“不世之功”，为自己“篡权称帝”铺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温发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占据河北、河南一带的前燕政权。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当时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权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实力，比前秦、姚襄更强——它占据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区，拥有十万大军，且慕容垂是当时北方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擅长骑兵战术。
桓温之所以选择前燕作为目标，一是因为前燕刚经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权力真空，慕容垂与慕容暐的矛盾逐渐激化，政权内部出现裂痕；二是因为前燕占据了河南的部分地区，威胁到了东晋的北方边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胁，也能获得中原的富庶之地，为日后称帝积累资本。
为了确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前所未有的准备：他调集了五万大军，这是东晋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还联合了前秦，约定“两国夹击前燕，灭燕后，河南之地归东晋，河北之地归前秦”；同时，他开辟了“黄河水运”，通过黄河运送粮食，以解决补给问题。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大军，从兖州出发，沿黄河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在湖陆（今山东鱼台），击败了前燕的将领慕容忠，斩杀燕军三千余人；在金乡（今山东金乡），又击败了前燕的大将慕容厉，攻克了金乡城；接着，晋军渡过黄河，在黄墟（今河南兰考）大败前燕的主力部队，斩杀前燕将领慕容臧，燕军死伤万余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应“若前秦出兵相救，愿将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给前秦”。前秦皇帝苻坚，本想坐山观虎斗，见前燕愿意割地，便派大将苟池、邓羌率领两万大军，前往救援前燕。
与此同时，前燕的吴王慕容垂，主动向慕容暐请战，要求率军抵御桓温。慕容暐虽与慕容垂有矛盾，但此时已无其他将领可用，只得任命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枋头（今河南浚县）迎战桓温。
枋头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的必经之路。桓温的大军抵达枋头后，便在此驻扎，准备进攻邺城。而慕容垂则率领燕军，在枋头附近的林渚（今河南浚县东南）驻扎，与晋军对峙。
慕容垂深知桓温的弱点——依赖黄河水运补给。因此，他没有与晋军正面决战，而是采取了“袭扰粮道”的战术：他派大将慕容德率领一万骑兵，绕到晋军的后方，袭扰黄河水运的粮船；同时，他派另一员大将慕容宙，率领两千骑兵，不断袭扰晋军的营地，让晋军士兵无法休息。
桓温的粮道，很快便出现了问题。慕容德的骑兵，多次拦截晋军的粮船，烧毁了大量粮食；黄河的水位也因季节变化而下降，粮船无法顺利通行。桓温的大军在枋头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越吃越少，士兵们开始出现饥饿和疲惫的情况。
为了解决粮荒，桓温曾派大将袁真率军进攻谯郡（今安徽亳州）、梁国（今河南商丘），试图开辟新的粮道，却被前燕的将领慕容尘击败。袁真的失败，让桓温彻底失去了获得补给的希望。
公元369年九月，桓温见粮尽兵疲，且前秦的援军即将抵达，只得下令撤退。慕容垂早已料到桓温会撤退，他没有立即追击，而是率领燕军，悄悄跟在晋军后面，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
当晋军撤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时，慕容垂认为时机已到。他率领五万燕军，突然发起进攻，同时前秦的援军也从侧翼夹击晋军。晋军本就因缺粮而士气低落，又遭到燕、秦两军的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士兵们四散奔逃，互相踩踏，死伤了三万多人。
桓温带着残兵，狼狈地逃回江南。当他回到建康时，五万大军只剩下一万多人，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枋头之败，对桓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一辈子靠军功立威，可此次惨败，让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江南的士民开始指责他“好大喜功，不顾士兵死活”；朝廷中的门阀大族，也趁机重新抬头，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他的亲信，也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桓温知道，若不采取强硬措施，自己的权力将岌岌可危。他一生都在“以军功固权”，如今军功没了，便只能“以权谋固权”——他想到了一个狠招：废立皇帝。
公元371年，桓温率领大军，进驻建康城外的白石垒，摆出“兵临城下”的姿态，向朝廷上书，请求废黜当时的皇帝司马奕（晋穆帝司马聃死后，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
司马奕是个老实人，在位期间并无过错，甚至还能“恭谨节俭”，可桓温要的就是“无过而废”——他就是要通过“废立皇帝”，向全天下证明：皇帝的废立，全在他一念之间；东晋的皇权，早已掌控在他手中。
为了给废帝找借口，桓温编造了一个荒唐的理由——他造谣说司马奕“不能生育”，让自己的宠臣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与后宫的美人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还说这两个儿子“不是皇室血脉，不该继承皇位”。他甚至还让自己的亲信，在朝廷和民间散布这个谣言，让百姓误以为司马奕真的“荒淫无道”。
朝廷中的大臣，虽知道这是桓温的阴谋，却因惧怕他的兵权，不敢反对。只有时任尚书仆射的王彪之，鼓起勇气对桓温说：“废立皇帝是社稷大事，需有确凿的证据。陛下（指司马奕）在位多年，并无过错，仅凭谣言便废帝，恐难服天下人心。”
桓温却根本不听，他冷冷地说：“我意已决，此事无需再议。若有人反对，便是与我为敌，与社稷为敌！”
最终，朝廷只得同意废黜司马奕。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亲自率军进入建康，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黜司马奕，将其封为“海西公”，迁往吴县（今江苏苏州）居住。接着，他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
司马昱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性格软弱，毫无实权。他在位期间，所有的朝政都由桓温掌控——桓温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可以直接颁布诏令，甚至可以不经过皇帝同意，调动军队。司马昱对桓温既惧怕又依赖，曾私下对人说：“桓温若想称帝，我只能禅位给他，别无他法。”
废立皇帝后，桓温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被朝廷加封为“丞相、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被允许“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还获得了“赐九锡”的资格（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称帝”的前奏）。
可此时的桓温，已年过六十，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因此急于“加九锡、登大位”，在临死前完成“称帝”的心愿。公元373年，桓温病重，他让自己的亲信王坦之、谢安（当时已成为朝廷的重要官员），去朝廷活动，请求给自已加九锡。
王坦之和谢安，虽表面上服从桓温，却暗中反对他篡权。他们知道，只要拖延时间，等桓温病死，就能保住东晋的皇权。因此，他们以“加九锡的诏书，需写得辞藻优美、符合礼制”为由，让文人袁宏起草诏书，然后又以“诏书内容不够完善”为由，反复修改，拖延时间。
袁宏先后修改了多次，王坦之和谢安却始终不满意，一会儿说“用词不够庄重”，一会儿说“对桓温的功绩描述不够详细”，硬是把加九锡的事情拖了下来。
桓温躺在病床上，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加九锡的诏书，可始终等不到。他知道，王坦之和谢安是在故意拖延，可他此时已无力起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流逝。
公元373年七月，桓温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病逝，享年六十二岁。直到死，他也没能拿到那象征着“准皇帝”身份的九锡，没能完成“称帝”的心愿。
桓温死后，他的弟弟桓冲继承了他的兵权。桓冲与桓温不同，他没有“称帝”的野心，只想保住桓家的地位。他主动将部分兵权交还给朝廷，与谢安等人合作，共同抵御前秦的进攻（后来的淝水之战，便是桓冲与谢安联手指挥的）。
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了父亲的“野心”。公元403年，桓玄起兵叛乱，攻克建康，废黜晋安帝司马德宗，建立了“桓楚”政权，终于完成了桓温未竟的“称帝”心愿。可桓玄的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多，便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击败，桓玄被杀，桓家也彻底衰落。
桓温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晋书·桓温传》评价他“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然野心不臣，觊觎神器”，这十六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矛盾性——他有雄才大略，为东晋立下了赫赫战功；却也有勃勃野心，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说他有功，他确实为东晋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拓土西南：平蜀灭成汉，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片土地纳入东晋版图，让东晋的疆域扩大了近一半，也为东晋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产地和兵源地，增强了东晋的国力。
- 北伐复土：三次北伐，虽有胜有败，但第一次北伐打到长安城外，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让中原百姓看到了“王师北定”的希望，也让北方的胡人政权不敢轻易南下，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
- 整顿吏治：他在荆州、益州任职期间，推行“屯田制”，减免赋税，打击贪腐，安抚流民，让当地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说他有过，他的野心与手段，也给东晋带来了巨大的动荡：
- 滥用兵权：为了立威和夺权，他发动了多次战争，尤其是第三次北伐，明知前燕实力强大，却仍强行出兵，导致五万大军死伤三万多人，给东晋的军事力量造成了严重损失。
- 废立皇帝：为了掌控权力，他无过而废司马奕，立傀儡皇帝司马昱，扰乱了东晋的皇权传承，也开启了“权臣废帝”的先例，为后来桓玄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 打压异己：他在位期间，打压反对自己的大臣，比如弹劾罢免殷浩，诛杀庾希、庾倩等庾氏家族成员，导致东晋的政治生态更加混乱，门阀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
可若站在桓温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他的“矛盾”。东晋的门阀政治，本就是“弱肉强食”的格局——王敦曾起兵叛乱，苏峻曾攻破建康，若桓温没有野心，没有兵权，恐怕早就被其他门阀打压下去，连平蜀、北伐的机会都没有。他的野心，既是个人欲望的体现，也是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
桓温临死前，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确实做到了——千百年后，有人称赞他是“北伐英雄”，为汉人的尊严而战；也有人指责他是“乱世奸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桓温的评价更为客观：“温有奇才，善用兵，然性刚愎，多忌害，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他认为，桓温有军事才能，却因野心太大，最终未能成就“不世之功”，反而成了历史的争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