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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被称为“白龙堆”的雅丹地貌深处,隐藏着一处极其隐秘的小型绿洲。这里泉水苦涩,植被稀疏,却是吕纂及其最后百余名核心残部暂时的栖身之所。野狼泽的惨败,如同噩梦般萦绕在每个人心头,昔日的数千之众,如今只剩下这寥寥百人,且大多带伤,士气低落至冰点。

吕纂斜靠在一个风蚀洞穴的岩壁上,原本华丽的袍服早已破烂不堪,沾满血污和沙尘。他脸颊凹陷,眼窝深陷,唯有那双眸子,依旧闪烁着不甘与怨毒的光芒。他手中摩挲着一块温润的、刻有“凉公”字样的残破玉印,这是他从姑臧带出的、为数不多的能证明他昔日身份的东西之一。

“杨盛……黄口小儿!秦贼……!”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低沉的诅咒在洞穴中回荡。失败并未让他清醒,反而激起了更深沉的恨意与毁灭欲。他知道,自己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条命,和这百余名暂时还追随他的、或因无路可去、或同样充满仇恨的死士。

“主公,此地虽隐秘,然非久留之地。饮水苦涩,粮草将尽,秦军斥候活动日益频繁,恐不久矣。”一名脸上带着刀疤的凉州旧部忧心忡忡地禀报。

吕纂猛地抬起头,眼中血丝密布:“那你说,该如何?难道真要我等葬身这鸟不拉屎的荒漠,成为豺狼的口粮?”

“或许……或许可向西,再向西!”另一名曾随吕光走过西域的老兵迟疑道,“听闻车师国近年来与高昌不睦,其王庭位于博格达山北麓,地势险要,或可暂避。且其国力较弱,或可……借其地为基,徐徐图之。”

“借地?”吕纂嗤笑一声,笑容却比哭还难看,“我等如今形同乞丐,拿什么去‘借’?”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不过……你说得对,不能坐以待毙!车师……就去车师!就算当一条恶犬,也要咬下他一块肉来!传令,休整一夜,明日凌晨,向西,去车师!”

这是一次绝望中的赌博。吕纂知道,自己已无多少筹码,唯一的凭借,或许就是这残存的凶名和对秦国刻骨的仇恨,看看能否在西域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一丝夹缝求生的机会。

数日后,当形容枯槁、如同地狱归来的吕纂一行人,突然出现在车师王庭之外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车师王麴嘉闻报,又惊又疑。

他自然听说过吕纂,知道这是那个在东方败于秦军、连老巢都被端掉的凉州枭雄。收留他,无疑会得罪如日中天、近在咫尺的秦国,风险巨大。但另一方面……

“陛下,”心腹大臣低声进言,“吕纂虽败,其勇悍之名尚存,麾下皆百战余生的亡命之徒。我车师国小力弱,常受高昌、焉耆欺压。若得此人……或可增强我国武力,震慑邻邦。再者,秦国势大,其志恐不止于敦煌,若将来欲吞并我等,有吕纂在,或可……作为一道屏障,或至少,是一枚与秦国讨价还价的棋子。”

麴嘉眉头紧锁,内心激烈挣扎。他既畏惧秦国的兵锋,又觊觎吕纂这批人可能带来的战力,更担心引狼入室。最终,贪婪与侥幸心理占据了上风。他决定见一见吕纂。

在王庭简陋却充满异域风情的宫殿内,麴嘉见到了虽然狼狈却依旧挺直脊梁、眼神凶戾的吕纂。

“凉公远来辛苦,”麴嘉试探着开口,“不知驾临敝国,有何指教?”

吕纂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屈辱,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充满威胁:“败军之将,不敢称公。吕某此来,非为乞怜,实为与大王做一笔交易。”

“哦?何种交易?”

“我助大王练兵,抵御外侮,震慑不臣。”吕纂目光灼灼地盯着麴嘉,“而大王,只需给我和我的兄弟们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提供些许粮草补给。他日若秦军来犯,我吕纂,愿为车师先锋,与秦贼决一死战!”

他将自己定位为“雇佣兵”和“屏障”,既展现了价值,也暗示了共同的敌人。麴嘉沉吟良久,看着吕纂身后那些虽然疲惫却煞气不减的凉州悍卒,终于缓缓点头:“凉公既至,便是我车师客人。城外有一处废弃的戍堡,可供凉公及部众暂歇。粮草……本王会命人送去。”

交易达成,双方各怀鬼胎。吕纂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而车师王,则自以为引入了一把可以利用的双刃剑。

吕纂在车师获得庇护的消息,虽然隐秘,却无法完全掩盖。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高昌、焉耆,也传到了敦煌杨盛的耳中。

高昌王麴光闻讯大怒:“麴嘉昏聩!竟敢收留秦国钦犯,是想给我等招祸吗?”他立刻遣使责问车师,并要求其驱逐吕纂。

焉耆王则态度暧昧,既对车师引入外部势力感到不安,又隐隐觉得,或许这确实能稍微平衡一下来自东方的压力。

而原本就在暗中串联的鄯善、且末等国,得知此事后,心思更加活络。车师的行为,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或许,借助外部力量来制衡秦国,并非完全不可行。虽然吕纂本身实力大损,但其象征意义和潜在的破坏力,依然值得利用。

一种基于对秦国共同恐惧的、松散的“合纵”意向,在这些西域小国之间,如同沙漠中偶然相遇的旅人,开始更加清晰地酝酿。他们互相派遣密使,传递消息,商讨着一旦秦军大举西进,该如何协同自保,甚至是否可能联合向更北方的北魏求援。

杨盛在敦煌接到吕纂潜入车师、以及西域诸国暗通款曲的密报后,脸色凝重。局势果然如陛下所料,正在向复杂化发展。

他并未立即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一方面,车师国小,吕纂残部实力有限,暂时构不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若贸然兴师问罪,反而可能将那些尚在观望的西域国家彻底推向对立面,促使他们更快地联合起来。

“传令,”杨盛对副将吩咐,“加大对我军控制区域内商路的保护力度,凡在敦煌辖区内交易的西域商队,税赋再减一成。同时,以本将军名义,草拟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书,送往车师,质问其收留我国叛逆吕纂,意欲何为?令其限期给出解释,并保证丝路安全。”

他采取了外交施压与经济拉拢相结合的策略。既要表明态度,施加压力,又要留下转圜余地,分化潜在的反对联盟。同时,他命令麾下“敦煌营”及各部,加强战备,提高警戒级别,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西域,因吕纂这缕不甘熄灭的余烬飘入车师,而变得更加阴沉。新的威胁在恐惧中萌芽,旧的仇恨在新的环境下发酵。敦煌与西域之间,那层薄薄的、维持着表面和平的窗户纸,正在被悄然滋长的猜忌与算计,戳出一个个细密的孔洞。风暴的气息,愈发浓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