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刚离开，黄伟便轻手轻脚地凑了过来。他方才在院门边站了有一阵子——这自然是得到刘广志默许的，都知道黄伟是李宇轩的老部下，信得过。
“主任，”黄伟迈进屋，脸上还带着未消的愠色，“那位刚才的话，未必实在。”
李宇轩缓缓坐回藤椅里：“怎么讲？”
黄伟脸涨得有些红：“张口闭口就是‘来迟了’。当年联合抗战那会儿，他们那边可没少‘来迟’！远的不提，就说第三次星城会战，明明约定好在侧翼协同作战，结果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依我看，这毛病是早落下的。”
李宇轩将茶杯搁在桌上，目光平和地看着这个性子耿直的学生：“陪我，坐下慢慢说。”
黄伟虽坐下了，胸膛仍起伏着。
“其一，”李宇轩语调平缓，“如今要称主任为‘先生’，这是规矩，也是尊重。其二，当年情势错综复杂，绝非‘来迟’二字可以简单概括。”
他顿了顿，反问道：“那你再说说，1938年江城一带的战役，敌后武装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了多少敌军兵力？这算不算一种配合？”
黄伟一时语塞。
“军事从来离不开政治。”李宇轩继续道，“当年联合抗战，大局之下仍有各自的考量。彼此存有戒心、步调难以一致的情形在所难免。先生那时常驻山城，许多事情并非他能左右。”
“那……那件飞机失事的事呢？”黄伟把声音压得更低，“1946年春，那位的专机在金陵附近坠毁，对外说是天气缘故。可我听到些风声，说是被人动了手脚……这里面，能没有他的谋划？”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目光深邃。他起身走到门边，向外看了看，掩上门，才重新坐回来。
“陪我，你跟着我有些年头了吧？”
“从毕业就跟着您，二十多年了。”
“那我问你，”李宇轩声音低沉，“当年那位手握重权、耳目遍布的局长，为什么会死？”
黄伟怔住了：“您的意思是……”
“那位局长执掌特务机关近十年，知道的隐秘太多了。”李宇轩缓缓说道，“抗战期间其势力迅速扩张，连我也要让他几分。等到胜利后，他更是试图将触角伸向海陆各军，还想掌控战后接收的大量资产。这样一个人，上头那位真能长久容他吗？”
黄伟眼睛渐渐睁大：“您是说……”
“出事前几日，”李宇轩的声音几不可闻，“他曾来杭州见我，说有人要动他，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三天后，飞机便出事了。”
房间里静极了，只听得见窗外隐约的蝉鸣。
“难道真是……上头的意思？”黄伟声音有些发颤。
“我什么都没说。”李宇轩端起茶杯，“我只说，当时希望他消失的人，内部恐怕比外部要多得多。至于他……”他略作停顿，“假若那件事有我参与呢？”
黄伟彻底惊呆了，张大嘴望着李宇轩，半晌说不出一个字。
看着他这副模样，李宇轩反倒微微笑了：“说笑罢了。我哪有那样的本事。”
但黄伟心里已无法平静。他太了解这位老长官了——从不讲没把握的话，更不会开这种没轻没重的玩笑。
“主任，您究竟知道多少内情？”黄伟的声音都变了调。
李宇轩起身踱到窗边，背对着他：“陪我，有些事知道得太清楚并非福气。你只需记住：政治这潭水，深不见底。那位局长之死，有人说是对手所为，有人说是意外，还有人猜测是外部势力插手……真相或许永远石沉大海。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死了，不少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转过身来，缓缓道：“其中也包括我。”
黄伟猛然想起1946年的春天。那件事之后，特务系统经历改组，许多权力被重新收束。李宇轩所在的战区，确实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掣肘。
“所以您刚才说‘假若’……”
“我说‘假若’，是想让你明白，”李宇轩坐回椅中，“看待问题不能太简单。那位局长之死，从中得到好处的不止一方。对手自然乐见，可内部得益者或许更多。至于他有没有插手……还重要吗？”
黄伟沉默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打了半辈子仗，对于政治的理解却如此浅薄。
“好了，”李宇轩摆了摆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该想的，是如何在这里安心学习、改造思想，将来如何出去，如何在新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总琢磨二十年前的是非恩怨。”
“可我……心里憋屈！”黄伟激动起来，“咱们当年为抗战流了那么多血，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而他们那些人，现在倒成了功臣！这公道吗？”
“公道？”李宇轩苦笑一声，“这世上几时有过绝对的公道？抗战时期，正面战场打得惨烈，可敌后战场同样艰苦卓绝。平型关、百团大战、黄土岭……他们牺牲的人难道少吗？只是我们在宣传上，做得太不够了。”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再说胜利之后，我们这边又做了些什么？接收变劫收，物价一日千里，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局面，岂能长久？他们推行土改，让耕者有其田，自然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古往今来的道理。”
黄伟低下头，不再吭声。
“回去吧，”李宇轩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话。如今新国家已经建立，这是大势。我们这些旧时代过来的人，要么顺应潮流，要么被潮流吞没。你选哪条路？”
黄伟站起身，下意识地挺直腰板，敬了一个礼——这是多年军旅生涯刻进骨子里的习惯。
“主任，我懂了。”
他转身走出房间，背影显得有些沉重。李宇轩望着他离去，轻轻摇了摇头。这个学生，打仗是勇将，可论起政治，还是太单纯了。
几日后，七月中下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第四次常务会议在京城举行。糊涂先生。主持会议，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商讨国旗、国徽、国歌等建国事宜。
“同志们，”糊涂先生站在主席台前，“经过广泛征集和初步遴选，我们已经有了几个备选方案。现在提请大会审议。”
他展示了五星红旗的图样，详细阐述了设计寓意。接着，国歌的旋律在会场中响起。
讨论气氛热烈。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但整体氛围团结而民主。
休会间隙，糊涂先生走到窗边稍作休息。秘书递过一杯水：“先生，您这几日太辛苦了。”
“不辛苦。”糊涂望着窗外碧波荡漾的湖面，“新国家就要诞生了，心里只有高兴。”
他想起了还在功德林学习的李宇轩，想起了那些正在改造中的原军政人员。这些人将来如何安排，怎样让他们各得其所，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先生，”秘书低声汇报，“陈将军来电，询问李宇轩将军的近况。”
“告诉他，一切良好。”糊涂说，“另外安排一下，下个月请陈将军、林将军他们再去功德林看看。多带些书报，多聊聊。他们师生情谊深，谈话更容易入心。”
“是。”
会议继续进行。最终，国旗和国歌方案获得通过。决议宣布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糊涂望着这一幕，眼眶微微发热。他想起了早年的峥嵘岁月，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也想起了像李宇轩这样曾经同路、后来殊途的故人。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有人勇立潮头，有人徘徊岸边，有人选择不同的方向。但最终，所有曲折道路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归宿：民族的新生与振兴。
功德林内，李宇轩从当日的报纸上看到了国旗、国歌确定的消息。他仔细读完全文，然后将报纸整整齐齐地叠好，收了起来。
杜与明推门进来：“主任，看什么新闻呢？”
“国旗国歌定了，”李宇轩说，“红旗，五颗星。”
杜与明接过报纸看了看：“设计得好。简洁，大气，有精神。”
两人沉默了片刻。窗外的阳光正好，洒满庭院，也洒在这片焕然新生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