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的中心，一座飞檐翘角的青砖建筑正在紧锣密鼓地修缮。工匠们小心翼翼地拆下旧梁，换上同等规格的新木，连瓦片都按古法烧制，力求保留原有的古朴风貌。这里曾是前朝的御史府，如今被改建成大明第一座“博物院”，专门收藏、陈列天下文物，供百姓参观、研习。
苏砚秋站在院中，看着工人将一尊刚从西域运回的青铜鼎安放妥当。鼎身刻着模糊的兽纹，是回纥汗国覆灭时从王庭遗址发掘的，距今已有五百年。“轻些，慢些，”他反复叮嘱，“这鼎上的纹路能看出当年的冶炼技艺，是活的史书，可不能磕碰。”
三年前，西域都护府在修缮旧城时，发现了一批埋在地下的陶罐，里面装着战国时期的竹简。可惜当地百姓不懂其价值，竟有孩童拿竹简当柴烧。消息传到洛阳，苏砚秋心疼不已，当即奏请皇帝：“文物是前朝智慧的结晶，是华夏文脉的根，若不妥善保护，后世子孙便再也见不到了。”
皇帝深以为然，下旨筹建博物院，同时颁布《文物保护令》：凡地下发掘的古物，一律由官府登记入册；民间传世的珍宝，可由博物院收购或代管，给予奖励；破坏文物者，轻则罚款，重则治罪。
旨意一下，各地纷纷响应。安南都护府将土司世代相传的铜鼓送了过来，鼓面的纹饰记录着古代部落的迁徙史；海东渔民在海底打捞出一艘沉船，里面的青瓷碗被完整打捞，送进博物院时还带着海水的咸涩；甚至连漠北的牧民，都骑着骆驼将祖传的玉璧送来，说“这石头上的字，该让更多人看看”。
博物院的陈列颇有讲究。苏砚秋让人按“时代脉络”划分展厅：先秦厅陈列青铜礼器、甲骨竹简，秦汉厅摆放陶俑、漆器，隋唐厅展示丝绸、唐三彩，宋元厅则以瓷器、书画为主。每个展柜都配着详细的说明牌，用汉、回纥、安南等多种文字书写，旁边还放着放大镜，供参观者细看纹路。
“这甲骨上的字，和现在的字真像！”一个孩童举着放大镜，看着甲骨上的“日”字，兴奋地对父亲说。父亲指着说明牌笑道：“这就是咱们汉字的根，几千年前，古人就是这样记录日子的。”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院还请经世大学的史学先生定期讲解。在唐三彩马展柜前，先生正给参观者讲：“这马的造型，融合了西域的良马特征，说明唐朝时中原与西域就有频繁往来，就像咱们现在的商队一样……”
保护文物的不仅是官府。民间自发成立了“文物保护会”，有书生负责考证古物年代，有工匠专司修复破损文物，甚至还有孩童当起“小护卫”，提醒参观者“别摸、别碰”。西域有个老工匠，擅长修补青铜器，听说博物院有尊鼎缺了条腿，特意带着工具赶来，花了三个月时间，用古法将鼎修复如初，分文不取。
“这些古物，看着是死的，其实是活的。”老工匠摩挲着修好的鼎，对苏砚秋说，“它们见过千年前的日出日落，听过古人的欢声笑语，咱们把它们修好、存好，就是让后世也能知道，咱们的祖宗有多能耐。”
苏砚秋深以为然。他让人在博物院后园建了“修复工坊”，里面摆满了镊子、胶水、特制颜料，修复师们戴着放大镜，像给病人治病一样对待破损的文物。有幅宋代古画被虫蛀了几个洞，修复师用极细的丝线，一点点织补画面，让山水重新连成一片；有个陶罐碎成了十几片，修复师耐心拼接，最终让它能稳稳立在展柜里。
博物院开放那天，百姓们排起长队。有白发老人拄着拐杖来看商周的青铜爵，说“小时候在祠堂见过类似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有年轻学子拿着纸笔，临摹碑刻上的书法；还有西域的商人，对着展柜里的波斯银币惊叹：“原来咱们的祖宗早就和波斯做生意了！”
万历皇帝也来参观，在一幅《丝路商旅图》前驻足良久。画中骆驼队行走在沙漠里，商人们背着丝绸、瓷器，与西域人交易。“苏爱卿，”皇帝感慨道，“这些文物，比史书更直观。看着它们，就像看到了祖先们如何一步步把这片土地连在一起。”
“陛下说得是。”苏砚秋道，“保护文物，不仅是保存几件古物，更是守住咱们的根。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往哪里去。”
夕阳透过博物院的窗棂，照在展柜里的文物上，青铜鼎泛着温润的光，竹简上的字迹仿佛在流动。苏砚秋走出大门，见孩子们在院中追逐，手里拿着刚买的文物模型——那是博物院特意制作的陶俑、青铜鼎仿制品，让寻常百姓也能把“历史”带回家。
他忽然觉得，博物院就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遥远的过去，一头通向遥远的未来。那些沉默的古物，在岁月中见证了兴衰，如今在玻璃柜里，正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从未中断，也永远不会中断。
夜色渐深，博物院的灯笼亮了起来，照着门前的匾额——“藏珍馆”三个字在灯光下格外醒目。这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让文脉永续，让文明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