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建筑工地旁的简易棚里，十双布满老茧的手攥着同样褶皱的手写工资条，纸张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陈砚蹲在小板凳上，接过农民工代表老郑递来的条子——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2023年10月，老郑，出勤28天，工资8600元，未付”，落款处只有一个模糊的“李”字，既没企业盖章，也没负责人签字。
“陈律师，我们就只有这个。”老郑的声音带着颤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建筑公司说没签劳动合同，就不算他们的人，工资凭啥给？我们找了劳动监察，人家要证据，我们拿不出，只能来麻烦你。”
棚外的风卷着沙尘吹进来，落在陈砚摊开的笔记本上。他快速记录下关键信息：涉事企业是“宏业建筑公司”，欠薪时间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3月，涉及10名农民工，总金额约82万元。最大的问题正如老郑所说——无书面劳动合同、无盖章工资凭证，甚至连工牌、工装都被公司以“统一回收”为由收走，唯一能证明干活的，只有彼此的口头证言。
“大家别着急，”陈砚合上笔记本，语气尽量温和，“没有合同不代表没有劳动关系，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找证据。比如你们平时怎么考勤？有没有施工日志？跟项目负责人有没有微信、电话沟通记录？这些都能证明你们在工地上干活。”
话音刚落，角落里的年轻农民工小吴就耷拉下脑袋：“考勤是工头用手机拍照片，说月底算工资，结果照片早删了；施工日志在项目部，我们根本拿不到；跟李经理的微信，他上个月把我拉黑了……”
棚里瞬间安静下来，有人开始小声叹气，甚至有人嘀咕“是不是真的要不回来了”。老郑搓了搓手，看向陈砚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犹豫：“陈律师，我们也知道你是好心，可万一……万一折腾半天还是没结果，我们会不会还得惹上麻烦？宏业公司在这一片有人脉，之前有个工友去闹，还被他们找人吓唬了……”
陈砚心里清楚，农民工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底层劳动者维权时，最怕的就是“维权不成反遭报复”，这种恐惧往往比欠薪本身更让人却步。他想起之前处理的王海案，王海也曾因害怕对方势力而中途想放弃，最后是用胜诉结果打消了顾虑。
“老郑，我给你说个事。”陈砚坐直身体，语气坚定，“去年我接了个王海的案子，他被老板欠了工程款，对方也是说没合同不认账，还威胁要砸他的店。后来我们找了一起干活的工友作证，又拿到了工地的材料签收单，最后不仅要回了钱，对方还因为威胁行为被罚款。你们现在的情况，比王海当时好得多——至少有10个人一起作证，还有之前的考勤照片（哪怕删了，也能尝试找恢复），只要我们把证据凑齐，肯定能赢。”
老郑的眼睛亮了些，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工友，有人轻轻点了点头。陈砚趁热打铁：“这样，我们团队分两组行动。一组跟我去工地宿舍，找大家平时住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留下工作痕迹，比如写着项目名称的工具、记着施工进度的本子；另一组让小林负责，收集大家的通话记录，看看能不能找到跟项目负责人的过往通话，再联系之前一起干活但已经离开的工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作证。”
团队助理小林刚毕业没多久，这是她第一次参与公益案件。听到要去工地宿舍，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来之前她想象的是坐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没想到要去满是沙尘的宿舍“翻东西”。但看着陈砚坚定的眼神，她还是点了点头：“好，我现在就去收集大家的通话记录。”
接下来的两天，陈砚带着团队泡在工地周边。工地宿舍是用集装箱改造的，闷热又狭小，每张床底下都堆着沾满水泥的工作服和工具。陈砚蹲在床底，从老郑的工具箱里翻出一个磨损的笔记本，里面用铅笔记录着每天的施工内容：“10月15日，3号楼5层砌墙，用砖200块”“11月3日，帮李经理送材料到甲方办公室”——这些零散的记录，成了证明施工事实的重要线索。
“陈律师，你看这个！”团队里的小张律师突然喊了一声，他从另一个农民工的手机里找到了一张未删除的考勤照片，照片里工人们站在工地门口，背景板上清晰印着“宏业建筑3号楼项目部”，拍摄时间正是2023年11月。更惊喜的是，照片里还有宏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经理，正拿着考勤表点名。
小林那边也有进展。她联系到两名已经离开的工友，对方虽然不敢出庭作证，但愿意出具书面证言，证明老郑等人确实在3号楼项目干活；另外，她通过运营商恢复了老郑与李经理的部分通话记录，其中2023年12月的一通电话里，李经理明确说“春节前肯定给你们结一部分工资”，这成了证明欠薪事实的关键录音。
两天后，陈砚在简易棚里召开证据汇总会。他将收集到的材料一一摆开：手写施工日志、考勤照片、通话录音、书面证言，虽然没有劳动合同和盖章工资条，但这些零散的证据已经能初步搭建起“存在劳动关系+企业欠薪”的证据链。
“大家看，”陈砚指着考勤照片，“这张照片能证明你们在宏业的项目上干活；通话录音能证明李经理承认欠薪；施工日志和书面证言能佐证你们的工作时间和内容。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交申请，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追回欠薪。”
老郑拿起那张考勤照片，反复看了好几遍，眼眶突然红了：“没想到这么个小照片，还能当证据……陈律师，谢谢你，我们听你的，跟宏业公司干到底！”
其他农民工也纷纷附和，之前的犹豫和恐惧被希望取代。小林看着眼前的场景，心里突然明白了公益案件的意义——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冰冷的文件，而是走到当事人身边，帮他们捡起那些被忽视的“希望”。她悄悄对陈砚说：“陈律师，下次再有这种取证，我还跟你一起去，之前是我想简单了。”
陈砚笑着点头，心里却没完全放松。他知道，这只是“破冰”的第一步，宏业建筑公司肯定不会轻易认账，接下来可能会用各种手段拖延、否认，甚至威胁。他掏出手机，给周明远发了条消息：“农民工欠薪案初步收集到证据，下周提交仲裁申请，后续可能需要您帮忙协调一下资源，防止对方恶意拖延。”
周明远回复得很快：“放心，我已经跟仲裁委的朋友打过招呼，他们会优先处理这类集体欠薪案。另外，宏业公司之前有过欠薪记录，你可以提前查一下他们的工商信息和涉诉情况，做好应对准备。”
挂了手机，陈砚看着棚外渐渐落下的夕阳，心里默默盘算着下一步计划。证据链虽然初步搭建，但还缺一个关键环节——证明工资标准的有效凭证。手写工资条没有盖章，宏业公司很可能会否认金额；之前的通话录音里，李经理也没说具体金额。这个缺口，会不会成为对方攻击的突破口？
老郑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递过来一瓶矿泉水：“陈律师，是不是还有啥问题？要是缺啥，我们再想想办法，哪怕去项目部门口等李经理，跟他要个说法也行。”
陈砚接过水，摇了摇头：“不用急，我们先提交申请，看看宏业公司怎么回应。如果他们否认工资标准，我们再想办法找之前的工资发放记录，或者让工友们提供银行流水，证明之前的工资是怎么发的。”
夕阳的余晖洒在简易棚里，将十名农民工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脸上带着期待，手里紧紧攥着那些来之不易的证据，仿佛握着最后的希望。陈砚知道，这场维权仗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走。但看着这些期待的眼神，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多难，都要帮他们把工资要回来，让法律真正成为弱势群体的靠山。
只是他没注意到，棚外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正缓缓驶过，车窗半降，有人用手机对着棚里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快速驶离——那是宏业建筑公司的车，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麻烦”的公益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