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派兵进入越地，必定会引起当地百姓惊恐，以为官府要屠戮灭绝他们，必定会像野鸡兔子受惊般逃入山林险要之处。若放弃追击，他们又会重新聚集；若长期驻守，年复一年，士兵就会疲惫懈怠，粮草耗尽，男子无法耕种，妇女不能纺织，青壮年被迫从军，老弱病残转运粮饷，留守者无粮可食，出征者无粮可用。百姓苦于战事，逃亡者必定众多；若追捕诛杀，又杀之不尽，盗贼必然四起。臣听长老们说，秦朝时曾派都尉屠睢攻打南越。
秦朝又派监御史禄开凿灵渠，打通粮道。越人逃入深山密林，秦军无法进攻。留守军队驻扎在空旷之地，旷日持久，士兵疲惫不堪，越人趁机出击，秦军大败，于是征发戍卒增防。当时天下骚动，百姓困苦，出征者不能返回，逃亡者无处可去，民不聊生。逃亡者相互聚集，纷纷成为盗贼。于是太行山以东的叛乱开始兴起。
这正是老子所说的“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的道理。战争是凶险之事。一处发生战事，四方都会受到影响。臣担心变故的发生，奸邪的兴起，都将由此开始！《周易》上说：“殷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鬼方不过是小小的蛮夷部落，高宗却是殷商鼎盛时期的英明君主。以强盛的天子讨伐小小的蛮夷，尚且需要三年才能取胜，这说明用兵之事不可不慎重啊。
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需展示威势而无需真正交战，因为无人敢与之对抗。如果让越人冒死侥幸，明知不能战胜中原却妄想取胜，来对抗朝廷大军的先锋部队，哪怕只有一个士兵未能全身而退，即使最终斩获越王首级，臣仍要私下为大汉感到羞耻！以上是说明征讨越地的危害。
陛下以四海为疆域，九州为家园，八薮为苑囿，江汉为城池，天下百姓都是您的臣民。人口众多，足以供养百官；赋税收入，足以供给天子所需。您潜心修养神明之道，秉持圣王之法，身着龙袍，凭倚玉案，南面听政，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响应。陛下广施德泽恩惠，庇护万民，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恩泽将流传万世，延及子孙，永无穷尽。天下的安定，如同泰山稳固，四方维系。
蛮夷之地，哪里值得大动干戈，劳师远征？《诗经》说“王道广布四方，徐方自然归顺”，说的是圣王德政宏大，远方自然归附。臣听说农夫劳作供养君子，愚者进言智者择取。臣刘安有幸为陛下镇守藩国，以身作屏障，这是人臣的本分。边境有警，若因惜命而不竭尽忠诚，就不是忠臣。臣私下担心将领们想用十万大军，去完成一个使者就能胜任的使命。派一个使者就能安抚闽越，何必动用十万大军，仅仅代替一个使者的职责呢？以上是说明应当以德政感化远方，不必动用武力。
淮南王刘安招揽文人学士，编撰《淮南子》，就像吕不韦喜好门客、蓄养士人而编撰《吕氏春秋》一样。这篇文章大概也是淮南王门下的八公等人所作，立意高远，文辞精要，没有《淮南子》冗长散漫的缺点，但精辟警策之处颇为相似。班固将这篇文章收录在《汉书·严助传》中，与主父偃、徐乐、严安、贾捐之等人的奏议并列，用以说明穷兵黩武、扩张疆土的危害，这些都是治国者应当深刻借鉴的。后世如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也可以与这篇文章相提并论。
贾捐之／罢珠厓对
贾捐之，字君房，是贾谊的曾孙。汉武帝时期，朝廷设置了儋耳、珠厓两郡。此后二十多年间，当地发生了六次叛乱。汉昭帝五年，撤销儋耳郡建制，将其并入珠厓郡。到汉宣帝、汉元帝时期，珠厓地区又发生了三次叛乱，元帝准备大举发兵征讨，贾捐之认为不应出兵镇压。元帝派王商责问贾捐之，贾捐之便上书陈述己见。
臣有幸生在政治清明的盛世，得以直言进谏而不必担心触犯忌讳，因此斗胆冒死竭尽忠诚，表达拳拳之心。
臣听说尧舜是圣德最盛的君主，禹虽进入圣人之列却仍不自满。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尽美”，称赞禹说“无可挑剔”。以夏商周三代的德政，疆域也不过数千里，西至流沙，东到大海，南达蛮荒，声威教化遍及四海。愿意接受教化的就治理；不愿接受的，也不强行统治。所以君臣歌颂德政，万物生灵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是商周最仁德的君主。但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因此颂歌四起，众生都安居乐业。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前来朝贡，这不是武力所能招致的。等到周室衰微，昭王南征不返；齐桓公解救其危难，孔子整理其文献。以上说明唐虞三代不追求疆域扩张。
到了秦朝，发动军队远征，贪图扩张而内政空虚，一心只想开拓疆土，却不考虑其危害。然而其疆域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却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最终在秦二世时灭亡。百姓传唱的长城悲歌，至今仍在流传。以上说明秦朝因贪图扩张而迅速灭亡。
幸赖大汉初兴，为百姓谋求安定，平定天下。到孝文皇帝时，怜悯中原尚未完全安定，便停止用兵，推行文治，一年审理的刑事案件仅数百件。百姓每年缴纳赋税四十钱，成年男子每三年才服一次徭役。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下诏说：“仪仗队在前，随行车驾在后，吉日出行每日五十里，军队行进每日三十里，朕独自骑着千里马，能先到哪里去呢？”于是将马匹和路费一并退还，并下诏说：“朕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各地，不必再寻求进献。”
那时，纵情游乐的风气断绝，进献奇珍异宝的渠道堵塞，郑卫之地的靡靡之音也衰微了。如果后宫佳丽众多，贤能之士就会隐居；奸佞之人当权，直言进谏的大臣就会闭口不言。而文帝不这样做，所以谥号为孝文，庙号称太宗。以上说明汉文帝与民休养生息，不追求开疆拓土。
到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的粮食堆积腐烂不能食用；国库的钱币穿钱的绳子朽烂无法清点。于是武帝追念高祖在平城被围的往事，记录冒顿单于以来屡次侵扰边境的罪行，想要为祖宗报仇，因此发兵讨伐匈奴。同时又在西南北三面边境用兵。他征调士兵，训练战马，依靠富足的国力来征服四方。
向西联合各国，势力直达安息；向东越过碣石，设立玄菟、乐浪二郡；向北击退匈奴万里，重新修筑营垒要塞；在南方设置南海等八郡。此时全国审理的刑事案件数以万计。百姓每年缴纳赋税数百钱，朝廷又实行盐铁酒专卖以增加收入，仍不能满足开支。这一时期，盗贼四起，战事频繁。父亲战死在前线，儿子负伤在后方的战场上，女子被迫驻守边塞亭障。
就像如今城墙上巡夜的更栅一样，孤儿在路边哀号，老母和寡妇在巷子里默默哭泣。人们只能对着远方摆设祭品，想象亲人的魂魄飘荡在万里之外。淮南王私刻虎符，暗中招揽名士；关东公孙勇等人假扮朝廷使者，这些都是因为疆域扩张过大，征战不休导致的后果。以上说明汉武帝好大喜功，导致天下动荡不安。
如今天下仅剩关东地区尚存。关东最重要的地方，只有齐国和楚国。百姓长期困苦，连年流离失所。他们离开城郭，在道路上相互依偎而卧。人伦之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乐莫过于夫妻。如今却发展到卖妻鬻子的地步，法令不能禁止，道义无法阻止，这是国家根本的变故。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愤恨，想要驱使军民，将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荒远之地逞一时之快。这不是救助饥荒、保全百姓的做法。
《诗经》说“愚蠢的南方蛮荆，竟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圣明君主兴起时他们最后臣服，中原衰弱时他们最先背叛，其动向往往成为国家安危的晴雨表，自古以来就是祸患。更何况现在要征服南方万里之外的蛮族呢？骆越之地的百姓，父子同在河中沐浴，习惯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无异，根本不值得设立郡县来治理。
他们孤零零地独居在茫茫大海之中，岛上雾气浓重，潮湿闷热，遍布毒草虫蛇和水上灾害。士兵还未见到敌人，就已经因恶劣环境而丧命。况且珠崖并非唯一出产珍珠、犀角、玳瑁的地方，放弃它不足为惜，不攻打也不会损害朝廷威严。那里的百姓如同鱼鳖一般，有什么值得贪图的呢？臣私下用以往征讨羌族的战事为例：军队出征不到一年，行军不超过千里，就耗费了四十多万万钱，大司农的经费耗尽后，只得动用少府的禁钱来补充。
仅仅为了平定一个偏远地区的不臣之举，耗费就已如此巨大，更何况要劳师远征，徒然损兵折将却无功而返？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也不适用于当今的实际情况。臣愚见认为，凡不是中原礼教所及之处，不在《禹贡》记载范围之内，未经《春秋》大义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置之不理。恳请陛下放弃珠崖，专心体恤关东百姓的疾苦。
贾捐之在当时以文采闻名，所以杨兴称赞他：“贾君房下笔成章，言辞精妙冠绝天下。”我已故的弟弟愍烈公曾国华生前最喜爱“语言妙天下”这五个字，尤其爱读《罢珠厓对》。西汉文章大多气韵沉雄，声调铿锵，远非后世文章所能企及。这固然得益于其遣词造句的高超技巧和取法上古的文脉传承，更因其思想纯正宏大，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核。像这篇《罢珠厓对》和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不仅文辞空前绝后，其说理之透彻也与六经一脉相承。
诸葛亮／出师表
臣诸葛亮启奏：先帝开创大业未及完成，便中途驾崩。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这确实是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然而侍卫大臣在朝中毫不懈怠，忠诚将士在外舍生忘死，这都是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想要报答于陛下。陛下实在应当广开言路，光大先帝遗德，振奋志士精神，而不应妄自菲薄，言辞失当，堵塞忠言进谏之路。以上说明志向道义不可轻忽。
皇宫内廷与丞相府署本是一体，升迁奖惩、褒贬评价不应有所区别。如果有人作恶犯法，或是尽忠行善，都应交付主管官员评定刑罚或奖赏，以此彰显陛下公正清明的治国之道。不应有所偏私，使宫内宫外执法标准不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都是忠良诚实之士，志向忠贞纯正，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任用。臣以为宫中事务无论大小，都应先咨询他们再施行，这样定能弥补缺失疏漏，获得更大成效。将军向宠性情和善，处事公允，精通军事，从前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众人推举向宠担任中军督。臣以为军营事务无论大小，都应先咨询他，这样必能使军队上下和睦，将士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根源。先帝在世时，每当与臣谈论此事，无不对桓帝、灵帝的过失深感痛心。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可靠、能以死报国的贤臣。希望陛下亲近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以上说明朝廷内外应视为一体，贤能之士值得信赖重用。
我本是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耕种田地，只求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中求取显达。先帝不因我出身卑微，屈尊降贵，三次到草庐中拜访我，向我征询天下大事，我因此深受感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遇战败，在军队溃散时接受重任，在危难之际奉命出使，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在临终时将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唯恐辜负重托，有损先帝的知人之明。因此五月率军渡过泸水，深入荒凉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军备充足，应当激励三军将士，北上平定中原，我愿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之徒，复兴汉室，使朝廷重返旧都。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以上陈述我平生的志向和事业。
至于权衡利弊得失，进献忠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职责。希望陛下将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重任托付给我！若不能成功，就请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倘若没有劝勉陛下修明德政的言论，就要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表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当自行谋划，征询治国良策，明察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受恩深重，不胜感激！如今即将远征，面对奏表不禁泪流满面，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以上总结全文要旨。
古人成就伟大事业，往往以精心谋划、恭敬谨慎的态度来完成。以蜀汉区区一隅之地，却要出兵关中，北伐曹魏，其志向之宏大，形势之艰险，实为古今罕见。然而这篇文章并不强调其艰难，只说要恢弘志气，赏罚公平，君主应以亲近贤臣、采纳谏言为本分，臣子应以讨伐奸贼、进献忠言为职责。由此可见，能够流传千古的文章，必定源于胸怀远大、思虑精微。
前汉时期宫廷事务还任用士人参与；到了后汉，如中常侍、小黄门等官职，就全部任用宦官，不再混杂选用其他士人，与朝廷官员形成内外之分，导致朝政大乱。诸葛亮鉴于桓帝、灵帝的过失，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此极力主张宫廷与相府应当合为一体。这是担心宦官日益亲近君主，贤臣日渐疏远，造成内外隔阂。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兼任元帅，凡是宫廷、相府以及军营中的事务，无不统筹兼顾。他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三人管理宫廷事务，推举向宠管理军营事务，都是针对留守成都的人事安排。至于相府事务，则由诸葛亮亲自处理，各类政务都在军营中由他亲自裁决。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臣听说以宽厚之道立法，尚且会产生贪婪的弊端；若以贪婪之道立法，弊端将如何挽救？以上四句出自《左传·昭公九年》。以道义示人，尚且会有私心的祸患；若以私心示人，祸患必然难以消除。以上四句，不知是否有出处？所以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推崇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谈论财富有无，诸侯不计较财产多少。拥有百乘战车的卿大夫之家，不豢养搜刮民财的家臣。
难道人们真能完全消除贪图财货的欲望吗？实在是担心贿赂会腐蚀人心、引发祸端，败坏风气教化、扰乱国家安定罢了。所以那些致力于搜刮聚敛、充实府库积蓄的人，不过是谋求个人财富；而致力于散发财物、收揽民心的人，才是真正成就天子之富。
天子的作为，与天道运行相同。使万物生长繁育，却不自恃其功；使万物成熟收获，却不据为己有。以大道对待万物，浑然忘怀私情，取用不算贪婪，施舍不算浪费。从根本上看博大无边，从方法上看精微玄妙。这几句说明天子理财之道极其宏大精妙。又何必扰乱国家法度，聚敛私人财货，降低帝王尊严去代行官员职责，辱没万乘之尊去效仿平民藏财！破坏法度失去民心，引诱奸邪积聚怨恨。用这种方式处理政事，岂不是大错特错？以上说明天子不应蓄积私财。
如今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并无此制。询问年长者的说法，都称始创于开元年间。权贵贪恋权势，巧言献媚，声称地方赋税应当区分用途：常规税赋应交由官府，用于国家开支；额外贡品则应归于天子，满足私用。玄宗听后欣然采纳，新建了这两座库房。从此骄奢淫逸之心滋生蔓延！等到国家败亡时，这些财物最终成了引诱贼寇的诱饵。《礼记》说：“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物，必定会以不正当方式失去。”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验证吗？以上说明开元年间设置二库，不久便导致国家衰亡。
陛下即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国正道，力行节俭，远离贪腐。虽然内库原有储藏尚未移交国库，但各地私下进献的财物已不再送入宫禁。朝野风气为之一清，天下气象焕然一新。议论者都说汉文帝退还骏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的佳事，又重现于当今。近来因叛军作乱，圣驾离京；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更应增强警惕自励的诚心。
臣奉命前往军营，途经行宫，忽然看见右廊之下悬挂着琼林、大盈二库的匾额，顿时惊骇不已，不明白其中缘由。为何？天下道路尚且阻塞不通，战事正处紧要关头，百姓伤痛呻吟之声尚未平息，将士忠勇作战的功绩还未奖赏。而各地进献的珍宝，却匆忙收入私库，众目睽睽之下，谁能容忍于心？以上说明大乱未平，不应急于私设二库。
臣私下揣测军中情绪，或许已产生不满。试着询问驿馆官吏，当时臣正奉命出使在外，所以向驿馆官吏打听情况。如今传递公文的人经过州县，地方官员都会到驿馆迎接，同时收集沿途听闻的议论，果然如同臣所担忧的那样。
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表面上只是抱怨军需调配不公，实则积怨已深！有人愤怒地公开指责，有人恶意散布流言，其中已暗含叛乱之意，甚至有人后悔当初的忠诚。由此可见百姓愚昧无知，不懂得尊卑之分，不能用权势压制，而应当用诚信仁义感化。不久前，朝廷军队初到之时，物资极度匮乏。既要抵御外敌，又要防守危城。昼夜不停，持续近五十天。将士们饥寒交迫，死伤累累。但大家仍同心协力，最终平定大难。这正是因为陛下不贪图自身享受，不纵容私欲，与士兵同甘共苦，省下口粮犒赏有功之人。没有严刑峻法而无人叛离，是因为感念圣恩；没有丰厚赏赐而无人抱怨，是因为知道朝廷确实困难。
如今敌军围困已解，将士衣食充足，但流言却开始蔓延，军心渐生隔阂。这难道不是因为将士们本性贪财好功，在患难时能与朝廷共忧，但在安乐时却不能共享利益？若不能淡然处之，怎能不生怨言？这是人之常情，本不足为奇。这段叙述军士怨言的兴起，情真意切，娓娓动听，这样的表达最是难能可贵。
《礼记》有言：“散财则民心聚，敛财则民心散。”唐代避讳“民”字，皆改作“人”字，但各书仍有未改尽之处。这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众怒难当，积怨终将爆发，其祸患岂止是民心涣散？更需担忧有人趁机作乱，违法强取！以上说明军心怨离，恐生变乱。
国家行事若以公心为本，百姓必欣然追随；若以私利为念，百姓必违逆反叛。所以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天下称颂其贤明；殷纣王制玉杯享乐，百代流传其恶名。这就是为公与为己的区别。周文王的猎场方圆百里，时人还嫌太小；齐宣王的猎场仅四十里，时人却嫌太大。这就是与民同利和独享私利的差别。
作为统治者，应当明辨这个道理，净化自己的心灵，秉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三无私精神，来团结民众。若有人不遵从，才使用刑罚。因此，公开利益而禁止私欲，是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方法。若放弃这个原则，反而垄断利益谋取私利，却希望人们不贪婪，这是不可能的。如今二库的珍宝钱财去向不明，不经过财政核算，这是在谋取私利；不用于国家开支，这不是公开利益。
民心离散怨愤，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智者能在危机中建立安定，明君能纠正过失成就德政。以陛下天资英明圣哲，若能见善必改，就能将积怨转化为感恩，将过失转变为至善，迅速消灭残余祸患，永垂不朽美名，易如反掌，转眼可成。然而事情能否成功，全在陛下是否行动！行动则国家安定，不行动则危亡；行动则成就德政，不行动则丧失正道。这是必然的道理。
恳请陛下慎重对待此事！陛下若能常思被围困时的深切忧虑，戒除平日专享私欲的习性，日常用度不求过分奢华，衣食享用必与臣下分享。将二库所有财物尽数赏赐有功将士，坦荡无私，与众人共享利益。此后各地贡品一律归入国库，每得珍奇之物先犒赏军队。奇珍异宝不再进献宫中。以赤诚之心对待将士，施恩泽超出众人期望。
将士们仰慕陛下言出必行的赏赐，人人渴望建功立业；百姓感佩陛下改过自新的诚意，谁不归心向德？如此则叛乱必能平定，贼寇必能扫除。从容驾返京城，恢复都城秩序；振兴废弛的典章，整顿混乱的纲纪。天子车驾自有旧制，地方赋税自有常例。以天子之尊贵，何须忧虑贫乏？这正是散小财而成大业，舍小利而固根本。做一件事而收获诸多美誉，实行又有何疑虑？
吝惜小利而损失大益，精明的商人都不会这样做；沉溺眼前而迷失长远，普通人都知道不对。何况圣明的君主顺应时势，更应当当机立断。臣虽见识浅薄仍愿竭诚效忠，冒昧上奏陈述！谨此奏闻！
骈体文向来被文坛雅士轻视，认为它难以阐发精微义理，且容易因堆砌辞藻而损害文气。但陆贽的骈文却能做到每句必对仗，每字合平仄，每联协韵律，而其中蕴含的深刻义理，足以比肩周敦颐、二程的理学着作；其文章气势之雄浑，也可与韩愈、苏轼并驾齐驱。韩愈本是陆贽选拔的进士，苏轼的奏议终身效法陆贽。至于陆贽剖析事理的精准透彻，更是韩愈、苏轼所不及。我们学习作文，也应当适当运用对仗句式，稍加调整平仄，使文章结构严整，才能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