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便过去了三日。成都大都督府的书房内，烛火尚未完全褪去微光，晨曦已透过窗棂洒在案头堆积的文书上。余盛身着玄色常服，伏案批阅公务，眉宇间带着连日操劳的倦色，指节因长时间握笔而微微泛白。案上的茶盏早已凉透，水汽在青瓷壁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顺着杯沿缓缓滑落，在宣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大都督！” 亲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书房的静谧，来人掀帘而入，单膝跪地，双手高举信函，“夔州急信——夫人已于十月初五启程，正水陆并进向成都赶来！”
余盛猛地抬起头，眼中的疲惫如同被晨光驱散的雾气般瞬间褪去，嘴角不受控制地扬起笑意，连带着紧绷的肩背都松弛了几分。他搁下笔，大步走到窗边，目光望向东南夔州方向，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腰间系着的护身符——那是他率军出征成都时，妻子张慧送给他的，护身符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檀香，是他数月来辗转征战的精神寄托。
自率安庆军西进攻打成都以来，他与妻儿已是数月未见。如今川中大局初定，终于能阖家团聚。只是夔州到成都路途遥远，水路需经三峡天险，过重庆府，一路风浪难测，陆路又多崎岖山道，盗贼出没，赶到成都少说也要七八日路程。余盛按捺住心中的急切，暗自盼着妻儿路途平安，莫要遭遇波折。
拿下成都后，安庆军并未有片刻停歇。余盛当即下令分兵三路，清剿四川境内残余的清军与山匪流寇。如今川东、川西已尽数平定，各府县秩序渐复，川南、川北仅剩零星抵抗，多是些负隅顽抗的清兵残部与占山为王的匪患，不足为惧。
各地乡兵的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余盛定下规制，每县按户数抽丁，十户出一丁，由安庆军军官统一操练，既是地方防卫力量，也可作为安庆军的后备补充。起初推行时阻力重重，不少农户顾虑家中劳力被抽走，影响农耕收成；地方乡绅更是暗中阻挠，担心乡兵组建会削弱他们的地方势力。
但安庆军向来以强硬手段立威，余盛早有令下：“但凡阻挠乡兵编练者，轻则罚银百两，充作军饷；重则押解府城治罪，绝不姑息。” 数月整治下来，已有数名抗命的劣绅被押解成都问罪，家产罚没充公。这般雷厉风行的手段，终是让反对者收敛了气焰，乡兵组建渐渐走上了正轨。
比起军务的顺遂，政务上的难题却让余盛颇为头疼。最棘手的便是文吏人手严重不足，打下的州县虽多，却缺人打理民政。户籍登记、赋税征收、水利修缮、刑狱诉讼等事务，皆需专人处理，可安庆军多是武将出身，能上马治军，却难下马理政。
他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本是为了安抚民心、掌控基层：减赋减息，减轻百姓负担；摊丁入亩，按田亩征税，缓解无地农民的压力；士绅一体纳粮，打破士绅阶层的免税特权；兴工商，鼓励开矿、通商，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初衷甚好，却因执行者寥寥，推进得异常缓慢。
更让余盛忧心的是，一些士绅大户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暗中勾结，伺机作乱。此前绵州、嘉定府便先后爆发叛乱，叛乱者焚烧官署，杀害安庆军派驻的官员，虽幸而安庆军反应迅速，出兵镇压，未酿成大祸，但也让他意识到川中局势尚未完全稳固。
这几场叛乱平定后，余盛下令抄没叛乱士绅的家产，竟缴获了百万两白银与数十万石粮食，倒是解了军需与民政的燃眉之急。可看着库房中堆积的财物，余盛却愈发清醒：缺乏得力文臣治理，仅靠武力镇压终究难以长久，川中根基终究不稳。
为了招揽人才，余盛早前便在成都设立了招贤馆，广贴告示，许诺凡有真才实学者，皆可授予官职。可数月下来，前来投奔者多是些只会纸上谈兵的酸腐书生，或是投机取巧的钻营之辈，真正能堪大用、通晓政务军务的人才寥寥无几。
这日辰时，政事院总参徐鸿福前来禀报政务。他年近五十，身着青色儒袍，须发已有些花白，却是余盛麾下为数不多的文臣骨干。见余盛又在翻看招贤馆的名册，眉头紧锁，不由得躬身进言：“大都督，如今我军占据全川，虽未称王称帝，却已是一方诸侯。士子与遗贤大多看重名节，招贤馆虽有诚意，却少了朝廷体制般的正统名分，故而难引真才。”
余盛抬眸看向他：“徐先生有何高见？”
“依属下之见，不如直接开科取士。” 徐鸿福缓缓说道，“设立文、武两科，明定章程，中试者直接授予官职。如此一来，既显我军求贤若渴之诚意，也给了天下士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进身之阶，那些隐于民间的贤才自会主动露头。”
余盛闻言，沉吟片刻。他本想效仿西方学制，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奈何时间不等人，川中急需理政、治军之人。开科取士虽是旧法，却最是直接有效，能解燃眉之急。
“徐先生所言极是。” 他颔首道，“我等确实没有时间从头培养人才，开科取士乃是权宜之策，亦是必经之路。就劳烦先生草拟文书，明确科试章程：文考经义、策论，侧重民生治理、政务方略；武考弓马、兵法，兼顾实战与谋略。文书拟定好后，派快马将布告张贴到各州县，十二月中旬直接在成都举行会试和殿试。”
“属下遵令！” 徐鸿福躬身领命，“定当拟定周全章程，不负大都督所托。” 说罢，便转身退出书房，匆匆去草拟文书。
余盛望着徐鸿福离去的背影，又将目光投向案头悬挂的四川舆图。舆图上，川东、川西已用朱笔圈出，标注着“平定”二字，川南、川北则用墨笔点出零星的叛乱地点。他指尖落在夔州与成都之间的线路上，心中暗忖：待妻儿到来，人才招揽到位，新政便能全力推行。届时川中根基稳固，再图向外发展，便有了底气。想到此处，余盛心中豁然开朗，连日来的烦闷也消散了不少。
开科取士的文书拟定后，快马分赴四川各州府，仅仅半月便传遍了全川。成都城内，昔日沉寂的贡院被重新打扫一新，朱红的大门漆色鲜亮，院内的号房也一一修缮完毕，准备迎接来自各地的考生。
消息一出，全川震动，各地士子闻风而动。有的结伴而行，背着行囊，踏着晨霜向成都赶来；有的独自赶路，骑着毛驴，日夜兼程；还有的雇了马车，携带着笔墨纸砚，期盼能一举中第。
成都城外的客栈连日来生意火爆，挤满了前来应试的考生。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讨论经义策论，或打探大都督府的新政，眉宇间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年轻士子意气风发地说道：“余大都督推行新政，减赋兴农，乃是明主。此番开科取士，正是我等一展抱负、为国为民效力之机！”
也有前朝落第的老秀才，年过半百，鬓发斑白，却也背着破旧的书箱赶来。他抚摸着手中泛黄的经书，感慨道：“寒窗苦读数十载，前朝屡试不第，本以为此生无望。如今余大都督不问出身，唯才是举，或许这便是我最后的机遇了。”
更有隐于民间的遗贤，本已淡泊名利，不问世事，却被章程中“不问出身、唯才是举”“中试者授予实职，掌管地方政务”的条款打动。一位隐居在峨眉山的老儒对弟子说道：“余大都督虽出身行伍，却有治国之才。川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正需能人志士辅佐治理。如今国家动荡，何必拘泥于虚名？能为百姓谋福祉，便是正道。” 言罢，便收拾行装，决意出山应试。
但也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甚至公开反对。成都府学的山长王启年，乃是道光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因不满清廷腐败，辞官归乡，执掌成都府学。自安庆军入城后，他便闭门不出，不愿与“反贼”为伍。
弟子们纷纷劝他：“先生学识渊博，此番开科取士正是施展才华之机。余大都督推行新政，百姓安居乐业，可见其并非乱臣贼子，而是有为之主。”
王启年却摇头叹道：“余盛虽据川地，终究是以下犯上，有反贼之名。我辈读圣贤书，当守名节，岂能屈身事逆？” 话虽如此，可夜里独坐灯下，看着桌案上弟子抄录的科试章程，想到新政推行后川中百姓的生计确实改善，赋税减轻，战乱减少，心中又不由得犹豫起来。
他并非拘泥于清廷的愚忠之人，只是放不下心中的名节枷锁。辗转反侧间，王启年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孟子》，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章，默然良久。
与王启年的纠结不同，绵州士子杨锐年方十七，血气方刚，天资聪颖，自幼饱读诗书，且胸怀大志，关注民生疾苦。得知开科取士的消息后，他当即收拾行囊，辞别家人，决意前往成都应试。
临行前，父亲杨廷和将他叫到书房，神色凝重地叮嘱道：“余大都督行事异于常人，新政虽好，却动了士绅根基，树敌颇多。你此去若能中试，当以民生为重，多做实事，莫要卷入派系纷争，凡事三思而后行。”
杨锐跪在地上，恭敬地叩首：“父亲教诲，孩儿谨记在心。此番前往成都，并非只为功名，更是想寻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如今乱世之中，唯有依附明主，方能施展抱负，为百姓谋福。”
杨廷和扶起儿子，眼中满是欣慰与担忧：“去吧，一路小心。家中之事无需牵挂，只需谨记初心，莫要辜负了多年苦读。”
杨锐点点头，转身背起行囊，毅然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途。他骑着一匹瘦马，沿着官道前行，望着道路两旁渐渐复苏的田野，心中豪情万丈。他坚信，此番成都之行，必将改变他的命运，也必将为这动荡的川蜀大地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