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朝廷把“督办团练”的圣旨明发天下，湖南境内反响最烈。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
此时的曾国藩正丁忧在家。这位道光十八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素有“澄清天下”之志，却因母亲去世不得不中断仕途。接到朝廷命他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共办团练的圣旨时，他正对着母亲的灵位发呆。
“涤生，这是天赐良机啊！”好友郭嵩焘匆匆赶来，脸上难掩激动，“绿营已不可靠，太平军气焰嚣张，你若能组建一支劲旅，既能保家乡平安，又能为国效力，将来封侯拜相亦未可知！”
曾国藩抚着灵前的白幡，神色凝重：“我正在丁忧，骤然出山，于礼不合。再者，团练之事，看似简单，实则难矣。”他并非推诿，而是深知其中要害。办团练，一要钱粮，二要人手，三要军纪，三者缺一不可。
郭嵩焘道：“如今国难当头，忠孝难以两全。张抚台已派人送来书信，愿全力支持你，粮饷之事，他会出面协调乡绅。你只需出面主持，召集乡勇，严加训练便是。”
曾国藩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他自幼读圣贤书，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太平军所过之处，焚庙毁祠，动摇礼教根基，这是他无法容忍的；而四川余盛割据一方，虽未称帝，却已形同反叛，清廷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若再不挺身而出，恐怕江山易主也未可知。
数日之后，曾国藩抵达长沙。张亮基率湖南各级官员出城迎接，礼数甚周。两人在巡抚衙门议事，张亮基直言不讳：“涤生兄，湖南绿营兵丁不过三万，分散各地，能战之兵不足五千。太平军围长沙已有月余，城外贼势浩大，城内人心惶惶。团练之事，全仰仗你了！”
曾国藩道：“抚台放心，办团练，需按我之法：第一，选兵，只招朴实农民，油滑之徒、市井无赖一概不收；第二，饷银，勇卒月饷四两二钱，是绿营的两倍，如此方能留住人手；第三，训练，效仿戚家军之法，严明军纪，勤练武艺；第四，器械，需购置洋炮、打造精良刀枪，方能与贼军抗衡。”
张亮基闻言，面露难色：“饷银、器械皆是巨款。湖南连年灾荒，府库空虚，我已令各地乡绅捐输，却所得寥寥。”
曾国藩早有预料，道：“可按田亩摊派，家有百亩以上者，捐银十两；千亩以上者，捐银百两。再请抚台出面，向长沙各大票号借贷，日后以厘金偿还。”
此法虽能解燃眉之急，却也得罪人。张亮基犹豫片刻，终究咬牙答应：“好！便依你所言！”
消息传出，长沙乡绅一片哗然。布政使俞树森的亲戚李饕，家有良田三千亩，听闻要捐银三百两，当场拍案大怒：“曾国藩不过一介丁忧官员，竟敢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绿营都挡不住贼军，一群乡勇又能顶什么用？”
不少乡绅纷纷附和，暗中抵制摊派。曾国藩得知后，并不恼怒，只让人传话：“不愿捐输者，若太平军破城，家产被掠，朝廷概不负责。若愿出力，日后团练有功，朝廷必有封赏。”
与此同时，他亲自登门拜访长沙最大的乡绅、前礼部尚书刘权之。刘权之年近七旬，德高望重，曾国藩向他陈明利害：“太平军信奉异教，毁孔庙、焚经书，若长沙失守，祖宗基业荡然无存。团练虽苦，却是保家卫国之举，还望老大人支持。”
刘权之沉吟道：“涤生公所言极是。老夫愿捐银三千两，再动员族人子弟入伍。只是，乡勇能否成事，全看训练与军纪。”
“老大人放心！”曾国藩朗声道，“我必当严训勇卒，若有扰民、抢掠之事，立斩不赦！”
有了刘权之带头，其他乡绅不敢再公然抵制，虽有怨言，却也陆续缴纳了捐银。曾国藩用这笔钱，在长沙城外设立营盘，招募乡勇。他亲自坐镇招兵处，凡来应募者，需当堂脱衣查验，身上有纹身、伤疤者不收，眼神游移、言语油滑者不收，只留那些皮肤黝黑、手脚厚实的朴实农民。
短短一个月，便招募到三千乡勇，分为六营，每营五百人，设营官一人，哨官四人。曾国藩任命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以及好友罗泽南、李续宾等人为营官，这些人要么是他的至亲，要么是志同道合的读书人，忠诚度无需置疑。
训练场上，曾国藩亲自督阵。他身着便服，手持马鞭，来回巡视。乡勇们大多是第一次拿起刀枪，动作生疏，却个个吃苦耐劳。曾国藩定下规矩：每日寅时起床，操练武艺，午时休息，未时练习队列、阵法，酉时学习军纪，夜间轮流站岗。若有迟到、早退、偷懒者，轻则鞭责，重则除名。
“练为战，不为看！”曾国藩站在高台上，声音洪亮，“你们拿的是双倍饷银，吃的是百姓的粮食，若不能奋勇杀敌，便是对不起天地良心！日后上阵，不听号令者斩，临阵脱逃者斩，扰民掠财者斩！”
乡勇们肃然听着，不敢有丝毫懈怠。曾国藩深知，绿营之所以不堪一击，便是因为军纪败坏，士兵终日酗酒、赌博，毫无战斗力。他要打造的，是一支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劲旅。
然而，难题很快又出现了。洋炮的购置远非想象中容易。曾国藩派人前往广州，联系洋商购买火炮，却得知洋商受清廷限制，不愿将重炮卖给地方团练，且价格高昂，一门十二磅洋炮竟要白银千两。器械打造也进展缓慢，长沙城内的铁匠铺寥寥无几，打造的刀枪质量低劣，远不如绿营的制式武器。
“涤生兄，这可如何是好？”罗泽南忧心忡忡，“没有精良器械，即便勇卒训练有素，也难敌贼军的火器。”
曾国藩坐在帐中，眉头紧锁。他想起了四川的余盛，传闻那反贼麾下有火枪、火炮，甚至还有西洋的生产线。这个念头刚起，便被他压了下去——余盛是朝廷叛贼，绝不可与之有任何瓜葛。
“再想办法！”曾国藩沉声道，“派人去衡州、湘潭等地，寻访熟练铁匠，重金奖赏，让他们日夜赶工。洋炮之事，再与广州的洋商周旋，哪怕多花些银两，也要购得几门。”
就在曾国藩为器械之事焦头烂额时，长沙城外的太平军却有了新的动向。石达开见长沙城久攻不下，又听闻清廷调集援军将至，便决定撤围，另寻出路。而此时的左宗棠，正扮作打柴人，混在出城避难的百姓中，向着太平军营地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