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石铭讳语
就在李晓鼓起毕生勇气打出求助电话的几乎同一时间，市考古研究所那边，对古墓的清理和研究工作，也在一种压抑、紧张、甚至带着几分悲壮的气氛中，艰难地取得了一些进展。
张教授的突然病倒，给整个项目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无法驱散的阴影。虽然研究所领导再三强调这是意外事件，要求大家相信科学、保持冷静，但一种无形的、对未知的恐惧还是让每一位研究人员心有余悸，如同惊弓之鸟。每个人进入那间临时研究室时，都格外小心翼翼，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恐惧瞥向那具被白布覆盖的干尸，仿佛那下面隐藏着随时会爆发的、看不见的诅咒，张教授的遭遇就是最直接的警告。
工作的重点，除了继续尝试研究女尸本身（但几乎无人再敢像张教授那样近距离细致观察），更多地转向了墓室的彻底清理和少量随葬品的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关于墓主身份、生平乃至死因的线索，或许也能为解释这一系列诡异事件找到一丝科学的、考古学上的答案。
墓室规模不大，陪葬品也谈不上丰富，甚至有些寒酸，这与低阶官员妾室的地位大致相符。除了一些早已腐朽的衣物碎片、几件普通的银饰簪环、一些零散的“乾隆通宝”、“道光通宝”铜钱外，最重要的发现，便是在棺椁头部外侧下方，发现的一合青石材质的墓志铭。
墓志铭保存相对完好，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工整的楷书文字。考古队员们如同找到了新的希望，小心谨慎地将它清理出来，进行拓印，然后研究所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古文字专家，开始紧张的解读工作。
几天后，初步的解读结果出来了。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内部会议，气氛依旧沉闷而压抑。赵景书作为协作单位“北方民俗办”的代表（并且因为张教授出事，研究所方面也希望从这个看似神秘的部门得到一些不同视角的意见），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室里，窗帘拉得很紧，灯光惨白。负责解读的是一位姓钱的中年研究员，他脸色疲惫，指着投影幕布上放大的墓志铭拓片照片，进行着说明：
“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确系女性，名为碧霞，姓林。生于道光五年，殁于咸丰三年。是本地一位姓王的典史（注：清代知县属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未入流）的妾室。记载称其‘性婉顺，容端丽’，颇得王典史喜爱。”
钱研究员推了推眼镜，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继续念道：“关于其死因，墓志铭上的表述是……‘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就是说，突然得了急病，吃药也没见效，很快就去世了。死后，王典史‘悲痛不已，厚葬于此’。”
念到这里，会议室里的一些人大多露出一丝“果然如此”或“暂时松了口气”的表情。因病暴毙，虽然年轻可惜，但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清代，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也算常见。这似乎为女尸的发现和一系列事件，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符合历史常规的解释框架。或许张教授和大刘，真的只是巧合的意外？
然而，赵景书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他举手示意，态度温和却不容忽视地问道：“钱研究员，请问，墓志铭上关于死因的记载，只有这‘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十二个字吗？有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比如具体是什么病症？发病过程如何？病了多少时日？”
那位钱研究员愣了一下，重新看了看手中的译文，肯定地摇了摇头：“没有更多记载了。关于死亡，就这十二个字。后面就是王典史如何悲痛，如何选择吉地安葬她了。”
“那么，撰写这篇墓志铭的人是谁？是王典史本人，还是请的当地学子或师爷代笔？墓志铭末尾有无落款？”赵景书继续追问，问题非常细节，跳出了单纯的文字解读，指向了文本背后的信息。
“落款……是‘夫王公讳某某谨立’，是王典史自己立的。至于具体撰写人，未提，很可能也是他本人或其幕僚所写。”
赵景书点了点头，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与会众人，语气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和穿透力：“各位，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墓志铭的行文，尤其是关于死因的这部分，似乎有些……过于简略、程式化和含糊其辞了？”
他顿了顿，看到有些人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便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解释：“‘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这十二个字，冰冷，刻板，更像是一种在那个时代用来掩盖不便言说真相的、程式化的套话。如果真是心爱之妾室不幸病逝，依照常理和人情，立碑人多少会在记述中流露出一些真实的悲痛之情，或者提及一两个生前的细节以作纪念，甚至可能会抱怨一下天道不公。但此处，关于死亡这个过程，只有这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十二个字，匆匆带过，仿佛急于交代过去，甚至……不愿多提，刻意回避。诸位不觉得，这与开头对其‘容端丽’的赞美和结尾‘悲痛不已’的表述，在情感上存在一种奇怪的断裂感吗？逻辑上似乎有些说不通。”
经他这么一提醒，在场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研究员也若有所思起来，重新审视着投影上的文字。确实，对比墓志铭开头对碧霞容貌性格的赞美，以及结尾王典史“悲痛不已”的表述，中间关于死亡过程的记载显得异常突兀、简略和公文化，缺乏必要的情感连接和细节支撑，这种行文上的异常，确实值得深思。
“赵主任的意思是……这墓志铭可能在隐瞒真正的死因？”一位资深研究员迟疑地问道，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我不敢妄下断论。”赵景书语气谨慎，但眼神锐利，仿佛已经看到了真相的轮廓，“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疑点。文字有时不仅能告诉我们信息，也能通过其省略和表达方式，暗示背后隐藏的东西。结合碧霞姑娘那极不寻常的、呈现极度痛苦挣扎状态的尸身形态，以及目前围绕她发生的、一系列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件，我们有理由怀疑，她的死亡，或许并非像墓志铭上记载的‘忽染恶疾’那么简单。这‘恶疾’之下，是否隐藏着别的什么‘恶’事？比如……非正常的死亡方式？”
他没有明说“冤屈”或“活埋”，但暗示已经足够明显。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更加沉重的沉默。如果墓志铭记载不实，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具有研究价值的古尸，更可能是一桩被刻意掩盖了百年的血腥悲剧，而这悲剧所产生的巨大怨气，正在现实中引发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这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
考古学的严谨要求他们重视物证，但眼前的一切——尸身的异常、墓志铭的疑点、接连发生的怪事——又让他们无法完全忽视赵景书提出的这种基于异常现象的反推和质疑。
“我们需要更全面的信息，不能仅凭一家之言，尤其是可能经过粉饰的一家之言。”赵景书总结道，目光坚定，“或许，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看看地方的县志、族谱，或者老一辈的口耳相传中，是否还保留着关于这位王典史和他的妾室碧霞的、不同于这篇墓志铭官方记载的故事版本。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和民间记忆里。”
考古所的负责人沉吟了半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最终缓缓点了点头，语气沉重：“赵主任说得有道理。我们会加快对墓室其他信息的提取，同时也会安排人手，协助贵办查阅相关的地方志和民俗资料档案。希望……能尽快弄清楚这一切。”
会议结束后，赵景书走出研究所大楼，抬头看着外面依旧阴沉的、仿佛永远不会放晴的天空。墓志铭的疑点，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判断。碧霞的怨念绝非空穴来风，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冤情。现在，需要为这滔天的、足以害人的怨气，找到一个确凿的、沉埋已久的真相出口。
溯源之路，已然开启，但前路依旧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