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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颁布为帝国建立了秩序的框架与行为的底线,但真正要让这庞大的躯体焕发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经济的恢复与再造。连年战乱,南北阻隔,生产破坏,流通停滞,使得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尤其是在新附的江南地区,虽然免除了三年赋税的诏书带来了希望,但长期的门阀垄断土地、商业和重要资源,以及战乱的直接影响,导致土地兼并严重,流民遍地,市场萧条,物价波动。如何迅速恢复生产,稳定民生,并建立起统一、高效的经济体系,是冉闵和王猛必须面对的、丝毫不亚于军事征服的严峻挑战。

一系列深思熟虑、环环相扣的经济政策,在反复权衡后,相继出台,试图从根本上扭转困局。

首要之举,是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此为畅通血脉之基。

旧时南北币制混乱不堪,犹如人体血脉阻塞。北方主要使用前朝旧钱和冉魏立国后自铸的“永和通宝”,钱体厚重,成色较足;而江东则流通着孙吴时代的“大泉当千”等虚值大钱、东晋官铸的“沈郎钱”以及各种民间私铸的、轻薄如纸、价值低劣的鹅眼钱、綖环钱,各种钱币价值不一,换算复杂混乱,严重阻碍了商业流通和赋税征收,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王猛雷厉风行,下令以朝廷铸造的、成色足、分量准、信誉良好的“永和通宝”为唯一法定货币,设立兑换比例,限期回收并熔毁各类旧钱、劣钱,同时颁布《铸钱令》,严惩私铸行为,违者重罚乃至处死。与此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长度(尺、丈)、容量(斗、斛)、重量(斤、两)皆有定制,发往各州县,要求市场交易、官府征收必须使用官定标准,违者惩处。

此举直接触动了江南许多靠私铸钱币、操纵币制和度量衡获取暴利的豪强、大商人的利益,初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与暗中抵制,甚至出现了抵制新钱、退回以物易物原始状态的极端情况。但朝廷态度坚决,一方面派出巡查御史,强力推行,打击抗命者;另一方面通过官方渠道,如支付军饷、官员俸禄、采购物资、兴修水利等,大量投放“永和通宝”,使其逐渐在流通中建立起信誉和价值。统一的市场基础,开始在艰难中初现雏形。

核心之策,是均田令在江南的推行。此为固本培元之道。

这是在江北已施行数年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政策,旨在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封建经济的核心。其核心是“计口授田”,将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部分抄没的豪强土地,按照丁口数量,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授予“永业田”(可继承)和“口分田”(身死还官),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定额的租(谷物)、庸(力役或纳布代役)、调(绢帛等地方特产)。这不仅能迅速安置流民,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税收,更能从根本上削弱门阀庄园经济,将农民从豪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直接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强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和财力。

然而,在士族势力根深蒂固、土地兼并尤为严重的江南推行均田令,阻力远超江北。江东士族门阀数百年的土地积累,通过各种手段隐匿田产,抵制清查。王猛采取了分步走、刚柔并济的策略:首先,严格清查户口,绘制详细的“鱼鳞图册”,摸清人口和土地的实际底数;其次,对配合朝廷、主动申报田亩的士族,其超出标准的部分,并非无偿没收,而是由朝廷出钱(或发放有一定利息的债券)赎买,或允许其保留超出部分的一定比例,但需按新制缴纳赋税;对于顽固抵抗、隐匿田产、甚至暴力抗法者,则坚决打击,抄没家产,以儆效尤。

这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博弈、斗争与血腥的冲突。王猛选派干练果决、不畏强权的官员,组成专门的“度田使”队伍,配属必要的军队,分赴各地,强力推行。同时,利用之前免赋税诏书赢得的部分底层民心,鼓励农民举报豪强隐匿土地的行为。在吴郡,一家顾姓大族(与之前被镇压的并非同一支,但同宗),自恃族大势大,在地方盘根错节,公然暴力抗拒度田,聚众打伤官差。王猛闻报,毫不姑息,立刻调派慕容翰率一支精锐骑兵前往弹压,以谋逆罪将该族首领及其核心党羽迅速抓获,公开处斩,余党流放边地,其庞大田产全部充公,当即分给当地无地佃户和流民。此举如同雷霆,极大地震慑了江南的顽固势力,均田令的推行得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强行打开局面。

商业的复苏与引导。此为活血通络之策。

在稳定农业、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商业的恢复与繁荣也提上日程。王猛下令废除南北之间的关税壁垒,鼓励商旅自由往来。在一些重要城市、水陆码头,如建康、京口、广陵、江陵、襄阳等地,设立官立市集(官市),规范管理,平抑物价,打击欺行霸市。同时,组织官府主导的南北物资交流,将北方的牲畜、皮毛、药材、矿石运往江南,将江南的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粮食运往北方,既满足各地民生需求,也活跃了经济,增加了税收。

为了应对战乱后物资匮乏、物价剧烈波动的局面,稳定社会,朝廷还着手建立“常平仓”制度,在丰年按合理价格收购粮食储存,在灾年或青黄不接时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防止奸商囤积居奇,救济贫苦百姓,起到“调节器”的作用。

经济的再造,是一个缓慢而复杂、触及根本利益格局的过程,远非几道诏令所能立刻见效,必然伴随着阵痛、反抗与不断的调整。但在冉闵的坚定支持和王猛的精心谋划、强力推行下,统一的货币、标准的度量衡、逐步推行的均田制以及日渐活跃的商业流通,如同几股强大的生命力,开始注入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市场开始重新响起嘈杂而充满生机的叫卖声,荒芜的田地里重新出现了辛勤劳作的身影,流民开始回归故土或在新授的田地上安家落户,憧憬着未来。帝国的经济命脉,正在这看似混乱却方向明确的变革中,缓缓复苏,跳动,并朝着一个更加统一、更有活力、也更公平的方向,艰难而坚定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