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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十六年,春。建康。

冰雪消融,秦淮河水泛着粼粼波光,在暖阳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岸边的柳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摇曳,一派盎然生机。然而,位于宫城内的文华阁,此刻却似乎依旧凝结着一股沉静而厚重的气息,与窗外明媚的春意形成了微妙的对比。这里,正在进行着一项关乎帝国文脉正统、乃至未来数百年史观定鼎的宏大工程——《大炎通史》的编撰。

《统一录》已成,奠定了新朝的法统依据与核心治国理念,如同帝国的宪法大纲。但王猛与冉闵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们深知,要真正实现“华夏文脉永续”的宏伟目标,仅仅记录和颂扬当代的辉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既往的历史,尤其是经历了数百年大分裂、大动荡、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进行一次彻底的、系统的梳理与重构。编撰一部贯穿古今、脉络清晰,并能合理解释为何最终由冉魏终结乱世、重归一统的官方正史,已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深层需求。

然而,这部史书该如何写?笔锋如何运转?尤其是如何评价刚刚覆灭、在江南经营百年的东晋?如何界定曾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匈奴汉赵、羯族后赵等北地诸胡?如何平衡传统“华夷之辨”的严苛标准与现实中“胡汉一家”、共同构成新朝臣民的国策导向?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牵动着无数敏感的神经,关乎南北士人的情感归属,也考验着编纂者的智慧与勇气。

编撰重任,并未完全交由王猛及其麾下的北地文士主导。一则王猛身为尚书令,总揽朝政,日理万机,难以全身心投入;二则,也是更重要的,若要真正实现南北文脉的深度融合,消除隔阂,江南士林的积极参与和认可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情感,都需要在这部史书中得到尊重和体现。经过深思熟虑,并与王猛反复商议,冉闵做出了一个令朝野颇感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启用前朝重臣、江南士族领袖谢安,担任《大炎通史》编撰的总裁官之一,与王猛共同主持史局。

诏书下达至乌衣巷谢氏府邸时,谢安正于自家庭院的竹林旁抚琴。初春的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影,琴声淙淙,如流水,似心绪。听闻内侍前来宣旨,他指尖的旋律微微一滞,一个微不可察的颤音后,随即恢复如常,直至一曲终了。他神色平静,无喜无悲,恭敬地接下圣旨,礼仪周全地送走宫使。

回到书房,屏退左右,只留最信任的侄子谢玄在侧。谢安轻抚着那卷明黄色的绢帛,良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对谢玄淡淡道:“陛下……这是要将安,置于烈焰之上炙烤啊。”他岂能不知其中深意?让他这个前朝宰辅、江东士族代表来执笔评判晋室兴衰、书写当代史,无异于将他置于忠义与新朝、士族情感与历史事实、个人名节与家族存续的巨大撕裂之中。写得好,符合新朝要求,或可保全谢氏乃至部分江南士族的清名与政治地位,但难免被旧交故友视为“曲笔阿世”,背负骂名;若试图隐晦地为晋室张目,或过分强调江左正统,则立刻会招致灭顶之灾,家族倾覆就在眼前。这史笔,何止千钧,简直重若山河,系着身家性命与身后荣辱。

但,这同样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一个将江南文化、士族理念、乃至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有机融入新朝正统叙事的机会;一个引导未来史观走向、为士族在新时代寻找合宜定位、甚至影响后世对这段历史评价的机会。风险与机遇并存,退缩则永无发声之机,迎难而上或可争得一线生机,乃至青史留名。

数日后,文华阁内专设的、气氛凝重的“史馆”中,第一次编撰会议召开。王猛与谢安并坐主位,王猛身着紫色官袍,不怒自威;谢安则是一身素雅儒服,气度从容。下首是来自北南双方的数十位硕学鸿儒,个个神情严肃,其中亦不乏如张翰等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被选拔参与此项浩大工程,既是对他们的培养,也是引入新锐视角。

会议伊始,寒暄过后,议题很快便聚焦于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难点:如何为“魏晋南北朝”这段漫长而混乱的历史定性?如何书写匈奴汉赵、羯族后赵等北地胡族政权?又如何评价偏安江东百余年的东晋?

一位来自河北的老学者,性格耿直,率先发言,言辞激烈,带着北方学者特有的直率与对新朝的绝对忠诚:“陛下以武拨乱,以文反正,终结百年乱世,功盖千秋!依鄙见,自晋室失德,八王乱起,致使五胡窃据中原,神器蒙尘,司马氏仓皇南渡,苟安江左,直至大魏龙兴,廓清寰宇,其间百余年,皆可称为‘乱世’或‘僭伪期’!晋室虽承西晋正朔,然偏安一隅,不思北伐,苟且偷安,内斗不休,其行径与僭伪何异?当削其正统之位,与诸胡政权并列附录,略作记载即可,方显陛下混一华夏之正统!”

此言一出,如同冷水滴入滚油,几位在场的江南老儒顿时面色涨红,气血上涌,几乎要拍案而起。这简直是要彻底否定东晋的法统,也将江东士族百年来的经营、他们祖辈的功业与心血,置于何地?这无异于刨了他们的精神根基!

“荒谬!简直是一派胡言!”一位须发皆白、来自会稽的虞姓老儒,颤巍巍地起身,手中拐杖顿地有声,“晋室南渡,承袭西晋正朔,衣冠礼乐,典章制度,尽在江左!中原虽陆沉,然文明薪火赖江左得以存续!岂能与索虏、羯胡等僭伪相提并论?若非中原……”

“若非什么?”王猛平静地打断,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冰冷的穿透力,瞬间让激动的争论停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若非中原陆沉,尔等如今或许还在洛阳、长安的高门大宅内高谈阔论,吟风弄月。然而,事实是,中原已然大乱,百姓流离,水深火热。伪晋据有江东,坐拥半壁江山,可曾有一日真心致力于恢复中原,解民倒悬?不过依仗长江天险,维系司马氏一家一姓之私利,苟延残喘罢了!其内部倾轧,赋税之重,盘剥之酷,于生民何益?恐犹甚于北地某些时期!此等偏安政权,若仍尊为正统,将陛下混一华夏、再造玄黄之不世功勋置于何地?将北地浴血奋战、终于重见天日之亿万黎庶民心置于何地?”

王猛的话,如同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剖开了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纱和士族的话语包装,直指现实利害与民心的向背。他站在新朝立场和更广阔的民众视角,其诘问让江南儒士们一时哑口无言,脸色灰败,想要反驳,却又难以找到更有力的立足点。

就在气氛僵持、北方学者面露得色之际,谢安缓缓开口了。他并未直接反驳王猛那尖锐的质问,而是将目光投向窗外庭院中那株刚刚抽出嫩绿新芽的梧桐树,语气平和而深邃,仿佛在叙述一个古老的道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乃天道循环。晋室失德,致令神州板荡,固然有其罪,难辞其咎。然,江左百年,虽未能北定中原,廓清寰宇,亦非全无寸功于华夏。”

他顿了顿,将目光收回,扫过在场每一位学者紧绷的脸:“保存典籍,延续礼乐,开发江南,使文明薪火不至断绝于连绵战火,此乃其一。其二,江东之地,于汉时尚属偏远,经此百年经营,文风渐盛,物阜民丰,已成财赋重地,此亦不可抹杀之功绩。譬如我等窗外这株梧桐,”他再次指向那棵树,“虽生于庭院,不及山野古木之参天蔽日,然其遮风挡雨,点缀春色,供人休憩,亦有其存在之价值,岂可因非生于山野而尽伐之?”

他转向众人,目光清澈而睿智:“史者,镜也。非为泄一朝一时之愤,亦非为一家一姓之私。意在明得失,知兴替,鉴往开来。若将这百年错综复杂之历史,简单斥为‘乱世’、‘僭伪’,一刀切之,则如何解释这其间涌现的忠臣义士、仁人志士?如何解释那璀璨的文化瑰宝,如二王书法,陶潜诗篇?如何解释南北民风民俗之演变、融合之轨迹?又如何让后世子孙,全面、客观地认知这段血肉丰满、悲痛与希望并存的岁月?史笔之重,在于求真,亦在于求善,求后世之鉴。”

“那依谢公之见,该当如何定性,方能兼顾各方?”王猛目光微闪,追问道,他听出了谢安话中的转圜之意。

谢安沉吟片刻,仿佛字斟句酌,然后清晰地说道:“可否……以‘大炎’为华夏文明之统绪,上承炎汉余烈,下启大魏新运。将魏晋以来,至陛下统一之前这段岁月,视为‘华夏道统之潜移与嬗变期’。其间诸政权,无论胡汉,皆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维系或争夺华夏统治之政治实体。对其评价,当据其治理成效之优劣、文化贡献之多寡、以及对最终一统之影响而定。既不简单否定晋室之文化正统性与存续文明之功,亦不讳言其政治之腐朽、北伐之无力与偏安之实质;既不掩盖诸胡政权兴起过程中之暴虐与破坏,亦不忽略其部分君主之汉化努力、局部治绩及其对民族融合之客观影响。最终,一切归于大魏陛下,顺天应人,结束纷争,重光华夏,开此太平新局。如此,既彰显陛下结束乱世、混同宇内之不世之功,亦保全历史之复杂性与真实性,或可使南北士人,皆能有所接受,归于‘大炎’一脉之下。”

此议一出,满堂皆静。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和妥协色彩的方案。它巧妙地用“道统潜移与嬗变期”这个相对中性的概念,替代了带有强烈贬义的“乱世僭伪”,既在法统上确立了冉魏统一的绝对正当性和终结者的地位,又为江东晋室和北地诸胡政权留下了一定的历史存在空间和基于事实的评价余地,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剧烈反弹和文化上的断裂感。

王猛深深看了谢安一眼,心中暗赞此老果然名不虚传,于看似无解的僵局中,找到了一个能为各方(尤其是皇帝)所接受的、看似平衡的支点。他深知此法虽未必完全符合陛下“破旧立新”的激进初衷,但于稳定大局、融合文脉、减少内部阻力确有裨益,也更显新朝气度。

“谢公之言,老成谋国,思虑周详。”王猛最终表态,打破了沉默,“然具体尺度之把握,尤其是对伪晋及诸胡政权具体人物、事件之评价,仍需以《统一录》定下的‘重华夏、辨顺逆、察民心’之基调为准绳,仔细斟酌,不得逾越。编撰凡例,需经御览钦定。”

编撰工作,就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与持续的、激烈的观点碰撞中,艰难地推进着。史馆内,每日都充满了引经据典的争论,南北学者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个事件的表述,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张翰等年轻进士,则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一切,他们既折服于王猛洞察时势的宏阔与犀利,也敬佩谢安在不失原则下的通达、智慧与文化坚守。

史笔千钧,一字之褒贬,关乎千秋之毁誉。这不仅仅是在书写尘封的历史,更是在定义活生生的现在,塑造可知可感的未来。谢安执笔的手,沉稳而坚定,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或许比他昔日位居宰辅、斡旋朝堂时,更能深远地影响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灵魂与历史记忆的走向。他要的,不是为旧朝招魂,而是如冉闵所言,让真正的华夏文脉,在这看似严酷的鼎革之中,得以批判性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从而真正地永续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