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透过国医堂的雕花木窗，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杨澜生刚把上午的病案整理好，手机就响了，王廷先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又藏着点兴奋：“澜生啊，有位特殊病人，你叫上不忙的专家来看看，正好实践一下咱们的‘即时会诊’。”
挂了电话，杨澜生和管芳快步穿过走廊。路过陈立志的诊室时，看见他正对着电脑研究ct片，便敲了敲门：“陈主任，王主任那边有会诊。”
“来了！”陈立志立刻站起身，白大褂的下摆扫过桌边的听诊器，“正好这阵没病人，去学学王老的思路。”
张景岳老主任的诊室里，几个年轻医生正围着他抄方。听说有会诊，老人拄着拐杖就往外走：“我这老骨头也去凑个热闹，听听年轻人怎么说。”
一行人赶到王廷先的诊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靠窗的诊床上躺着位白发老人，面色虚浮，嘴角挂着清稀的痰涎，每咳一声都带着浓浓的湿重感，像有团棉花堵在喉咙里。旁边站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提着个厚厚的文件袋，见专家们进来，连忙迎上来：“各位专家好，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这病……真是愁死人了。”
王廷先示意大家坐下，指着桌上的病历：“老爷子七十一岁，咳嗽痰多三年了，京城、省城的名医看了个遍，都说是肺热，吃了无数清肺化痰的药，一点用没有。”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张处方，“你们看，桑白皮、黄芩、川贝母，都是清肺的猛药，越吃痰越多。”
杨澜生接过病历，指尖划过“痰涎清稀”“舌淡胖有齿痕”“脉滑而濡”等记录，眉头微微蹙起：“肺热的痰应该是黄稠的，老爷子这痰清稀如水，倒像是寒痰。”
“我也是这么想的。”王廷先从抽屉里翻出本线装书，封皮已经泛黄，上面写着《脾胃病效方》，“去年十二月份他来的时候，我翻到这本书，里面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才觉得问题可能在脾。”
他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你们看这段：‘世人皆知痰多咳嗽为肺热所致，然不知其根在脾。脾虚则运化失司，水湿停聚而成痰。故治痰当先健脾，脾健则痰自消。’这老爷子年轻时开饭馆，顿顿离不开肥甘厚味，退休后又不爱动，可不就是脾虚湿盛？”
张景岳老主任接过书，老花镜滑到鼻尖上，逐字逐句地读着，忽然抬头：“说得好！‘脾主运化，喜燥恶湿’，现在人吃得太精细，又缺运动，脾阳都耗没了，光清肺有什么用？痰就像池子里的水，不堵源头，光往外舀，永远舀不完。”
陈立志走到床边，轻轻按了按老人的腹部：“肚子软软的，一按就咕噜响，果然是脾虚气滞。王主任，您用了哪些方子？”
“先用了苓桂术甘汤，化痰湿；后来加了干姜、附子温脾阳，”王廷先翻开处方记录，“虽然痰少了些，夜里能睡两三个小时，但总断不了根，早上起来还是咳得厉害。”
杨澜生俯身为老人诊脉，指尖下的脉象滑而无力，像摸在泡软的棉线上。他又看了看老人的舌苔，白腻的苔层下，隐隐透着点青紫色：“王老，您看会不会是脾肾阳虚？阳虚则寒凝，痰湿更难化。”
“有道理！”王廷先眼睛一亮，“我只考虑了脾阳，没顾上肾阳。肾主水，肾阳不足，水湿更难运化，就像锅里没火，再怎么搅和，米也煮不熟。”
年轻医生们围在旁边，飞快地记着笔记。管芳把众人的话整理在白板上，左边写“已用思路：健脾化痰、温脾阳”，右边写“新观点：脾肾阳虚、寒凝湿阻”，中间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我补充一点，”张景岳放下书，拐杖在地上轻轻一顿，“老人脉里有‘涩’象，痰湿久了，怕是瘀住了。得加点活血的药，就像河道堵了，不光要清淤泥，还得通水流。”
陈立志点头附和：“我在外科见过类似的病人，长期卧床导致痰湿瘀阻，用了丹参、当归后，水肿都消得快些。或许可以加在方子里。”
诊室里安静下来，只有老人偶尔的咳嗽声。杨澜生看着白板上的分析，忽然想起《伤寒论》里的话：“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他拿起笔，在处方笺上写下：“附子6g（先煎）、干姜10g、白术15g、茯苓15g、桂枝10g、当归12g、丹参15g、炙甘草6g。”
“附子温肾阳，干姜温脾阳，白术、茯苓健脾化痰，”他指着方子解释，“加当归、丹参活血，让气血动起来，痰湿才好化。就像春天化冻，不光要气温够，还得有风，冰才能融得快。”
王廷先接过处方，反复看了几遍，忽然拍了下桌子：“对！我之前少了活血这步！痰湿黏腻，瘀在经络里，光温化不够，得让它‘动’起来。澜生这思路，把‘温、化、通’合到一块儿了。”
老人的儿子凑过来看方子，眉头紧锁：“各位医生，不是我不信中医，只是这三年吃了太多药……”
“您看这书，”张景岳把《脾胃病效方》递给他，“五百年前的老法子，能传下来，就因为管用。治病就像解绳结，找不对绳头，越拉越紧。以前找的是‘肺热’这个绳头，其实真正的绳头在‘脾’。”
王廷先也说：“这样，先抓三副药，每天一剂，煎的时候放三块生姜、五枚大枣。三天后您再来，要是痰还这么多，我亲自去您家赔罪。”
病人儿子犹豫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那就……试试吧。”
送走病人后，专家们还围在诊室里讨论。夕阳透过窗户，把大家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那本《脾胃病效方》上。
“这就是中医啊，”张景岳感慨道，“看着是治咳嗽，其实是调脾胃；看着是用温药，其实是补阳气。就像下棋，得看三步之外。”
一位学生接过话：“我虽然是学中医的，但在省里中医院实习时，接触都是所谓的中西医结合，自己都觉得中医慢，现在才明白，不是慢，是找‘根’费功夫。西医像除草，看得见的草直接割；中医像挖根，哪怕草长得再高，也得把根刨出来，不然还会再长。”
“说得好！”杨澜生拿起那本线装书，“这本书的作者没留下名字，可他的方子能治好五百年后的病人，这就是中医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死板的药单，是看人、看证、看时机的活智慧。”
管芳在旁边记录，忽然抬头：“那中医之道，到底是什么？”
诊室里静了下来。杨澜生看着窗外的夕阳，缓缓开口：“是‘知常达变’。知道‘肺热生痰’是常，也懂得‘脾虚生痰’是变；是‘见微知着’，从清稀的痰里看出脾阳不足，从舌痕上读出运化无力；更是‘以人为本’，不盯着咳嗽治咳嗽，盯着痰治痰，而是盯着‘人’这个整体，让脾能运，肾能化，气血能通，病自然就好了。”
王廷先补充道：“还是‘传承与创新’。老祖宗留下的‘脾为生痰之源’是传承，咱们今天加的‘活血通瘀’是创新，两者合起来，才是活的医道。”
年轻医生们听得入了迷，有个学生忽然问：“那要是以后遇到别的病，也能这么会诊吗？”
“当然！”张景岳的拐杖又在地上顿了顿，“中医最怕‘单打独斗’，你守着‘肺热’不放，我盯着‘脾虚’不松，其实合到一块儿，才是完整的辨证。就像这屋子的光，一扇窗照不亮，多开几扇，每个角落都暖烘烘的。”
离开诊室时，暮色已经漫过走廊。管芳抱着会诊记录，脚步轻快地说：“杨主任，刚才王主任说，要把这次会诊写成案例，放进研究中心的教材里。”
“好啊。”杨澜生回头望了一眼，王廷先还在诊室里整理病历，张景岳正拿着《脾胃病效方》给年轻医生讲解，他讲到了食疗的应用，讲到了中医在脾胃虚弱中的综合治疗方法的随症治疗，灯光透过窗纸，像块温暖的琥珀。
他忽然想起那位老人清稀的痰涎，想起那些被否定的“肺热”诊断，想起这本不知名的古医书。原来中医之道，就藏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细节里——在“常”与“变”的辩证里，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里，在一群医生围着一张病床，为一个“痰”字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在彼此的思路里找到答案的默契里。
晚风从国医堂的门缝里溜进来，带着淡淡的药香。杨澜生知道，今天的会诊不仅是为了治好一位老人的咳嗽，更是在践行一种古老的智慧——医道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众手浇花的温暖；不是刻舟求剑的固执，而是因时制宜的灵动。就像那味附子，看似温燥，却能在干姜、当归的配合下，既补阳又活血，把看似无解的“痰证”，变成可解的“生机”。
走廊尽头的挂钟敲了五下，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杨澜生加快脚步，想赶紧把今天的会诊心得记下来。他知道，这只是无数次会诊的开始，而中医之道，就在这一次次思辨、一次次碰撞、一次次向古人学习也向同行请教的过程中，慢慢变得丰盈而深厚，如同那本流传五百年的《脾胃病效方》，不问作者是谁，只问能否治病救人——这，或许就是对“医道”二字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