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强渡第聂伯河，并一举解放了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德军的“东方堡垒”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缺口。然而，对于双方而言，基辅的易手，并非战斗的结束，而是一场更为残酷、在冰天雪地中进行的困兽之斗的开始。曼施坦因元帅，这位被逼到绝境的战略大师，将发动他在东线最后一次、也是德国最后的一次反击。
基辅的失守，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柏林和“狼穴”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和军事震荡。对于希特勒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惨败，更是一次信誉的破产。他认为，如果不能立刻夺回基辅，德军的士气乃至整个轴心国同盟都将彻底瓦解。而对于苏军来说，连续数月的浴血奋战，虽然换来了辉煌的胜利，但部队已是人困马乏，上千公里的补给线被拉得如同琴弦般脆弱，在基辅形成的巨大突出部，也使其侧翼暴露无遗。
在乌克兰初冬的寒风中，双方都意识到了危险，也都看到了机会。在严冬的大学降临之前，他们都做出了同一个决定：必须先发制人。
1943年11月6日，当莫斯科的夜空被庆祝基辅解放的24响礼炮照亮时，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狼穴”里，却是一片死寂和阴霾。
宣传部长戈培尔被迫对外承认基辅失守，这个消息如同一剂毒药，迅速在德国国内和各个占领区蔓延，极大地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希特勒连续几天召集军事会议，他对着地图上那个醒目的红色箭头咆哮，指责他的将军们“将神圣的第聂伯防线拱手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他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强硬而脱离现实：
第一，决不允许再向后撤退一步。
第二，必须立刻组织反击，尽快收复基辅。
他认为，这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对全东线乃至整个欧洲战局的战略性修复”，是重塑德意志第三帝国威望的必要之举。
然而，在遥远的乌克兰前线，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却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一遍又一遍地向总参谋部发送着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他反复告知柏林：“以目前南方集团军群的兵力和状态，已完全无力实施任何大规模的战略攻势。” 他恳切地请求最高统帅部，至少能保留他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权，让他能够先稳住基辅以西的几个重要交通枢纽，而不是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自杀式反攻。
但希特勒的意志，压倒了一切理性的军事判断。他下令，必须立刻反击。
于是，曼施坦因只能将他手中最后的几张牌，重新洗牌组合。第1装甲军、第48装甲军以及第4装甲集团军的残部，被指定为这次反攻的主力。刚刚得到一些补充的党卫军“帝国”师和“骷髅”师，也开始在基辅西部地区悄悄集结。
而在他们对面，刚刚解放基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由原沃罗涅日方面军改称），正面临着胜利后的巨大困境。部队极度疲劳，补给线几乎中断，在基辅形成的巨大桥头堡，使其漫长的侧翼完全暴露在德军的攻击范围之内。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朱可夫元帅，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地图，他敏锐地预感到，德军必然会利用其装甲部队在平原上的机动优势，对自己虚弱的侧翼，发动一次凶狠的突击。
在希特勒“必须收复基辅”的严令之下，曼施坦因，这位带着镣铐的舞蹈家，开始策划一场堪称其军事生涯代表作的防御反击战。
他的作战思路，充满了智慧和狡诈。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正面强攻基辅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日托米尔—基辅打击计划”的方案：
避实击虚：不直接攻击基辅市区，而是集中自己最精锐的装甲集团，从基辅西北方向的日托米尔地区，发动一次楔形突击。
断其粮道：这次突击的目标，不是城市，而是苏军的后勤生命线——即连接着基辅与后方切尔卡瑟等地的补给通道。
围点打援：一旦成功切断苏军的补给线，基辅城内的苏军主力，将不战自乱。如果运气好，甚至可以逼迫苏军主动放弃基辅，以避免被反包围。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刮箱底似地凑出了约20万兵力，坦克约400辆，其中还包括了30余辆宝贵的“虎”式重型坦克。这些力量的核心，是被誉为德军装甲精英的第48装甲军。
此时，老天爷也似乎给了曼施坦因一个机会。11月中旬的乌克兰，已经进入初冬。连绵的秋雨季已经过去，持续的降雪尚未到来。昼夜温差巨大，使得地表被冻得异常坚硬，这对于坦克的机动，极为有利。
希特勒在听取了曼施坦因的计划后，虽然依旧对未能直接攻击基辅感到不满，但最终还是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但他同时下达了一个矛盾的命令：“基辅必须收复，但同时，不得放弃东方堡垒在其他区段的任何阵地。” 这意味着，曼施坦因无法从其他防线抽调一兵一卒，只能用手头这点力量去冒险。
在他们对面，苏军也察觉到了危险。瓦图京紧急命令第38集团军等部队，在基辅西南方向，仓促构筑防御阵地。朱可夫也开始从方面军的预备队中，调集增援力量。但由于苏军的兵力过于分散，这些增援，无法在第一时间全部到位。
一个巨大的战机窗口，向曼施坦因打开了。
11月15日，拂晓。
在坚硬如铁的乌克兰冻土上，德军第48装甲军的引擎，发出了沉闷的轰鸣。在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德军的装甲矛头，从日托米尔方向，向着苏军第38集团军的薄弱防线，发起了闪电般的突击。
苏军的防御，几乎是在瞬间就被冲垮。第38集团军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攻城战，兵员和装备都未得到有效补充，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德军的反击会来得如此迅速和猛烈。
德军的坦克集群，在冰冻的平原上，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曼施坦因的战术，在这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绕开苏军的防御据点，直插其后方。在连续3天的猛攻之后，德军向前推进了约70公里，兵锋直指基辅西郊的法斯托夫地区——这里正是基辅守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线。
苏军仓促退却，许多部队在混乱中被德军的快速穿插分割包围，损失了大量的物资和重装备。
到11月20日前后，德军成功收复了重要的交通枢纽——日托米尔市。连接基辅与日托米尔的公路和铁路，一度被德军切断。德军的宣传机器立刻大肆宣扬这次胜利，试图挽回在基辅失守后颜面尽失的局面。
这是自库尔斯克战役以来，德军在东线取得的最大一次战术胜利。基辅城内的苏军，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面对危局，朱可夫元帅再次展现了他作为“救火队员”的果决。他亲赴前线督战，严令后退的部队就地组织防御，同时，他向斯大林紧急请求增援，并将方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3近卫坦克军和第1近卫骑兵军等部队，火速向基辅西线调动。
一场决定基辅命运的拉锯战，即将展开。
曼施坦因的闪电突击，虽然取得了辉煌的开局，但很快，他就遇到了两个无法克服的敌人——后勤和苏军的韧性。
德军的推进，受制于日益枯竭的燃料和弹药。他们的补给线，被拉得过长，不断遭到苏联游击队和空军的袭扰。许多坦克，不是被击毁，而是因为耗尽了燃料，被迫停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苏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抵达前线。朱可夫将大量的反坦克炮兵团，集中部署到了基辅西线，形成了一道道坚固的反坦克防御地带。
德军的攻势，在苏军的“硬扛”之下，逐渐慢了下来。曼施坦因被迫调整战术，将大规模的纵深突击，改为“突击—收缩—再突击”的小规模骚扰战。他试图用这种方式，不断地给苏军“放血”，牵制其补给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奇迹般的增援。
苏军则针锋相对，他们依托乌克兰地区星罗棋布的河流与村镇作为天然据点，构筑了纵深的防御阵地。工兵部队，在夜间冒着严寒，拼命地修筑反坦克壕和永备火力点。
此时，天气也变得更加恶劣。雨雪交替，使得部分解冻的道路，又变得泥泞不堪。双方的后勤车队，都在这糟糕的天气中，损失惨重。
整个11月下旬，双方就在基辅以西这片几十公里的区域内，反复地拉锯、消耗。德军的进攻锐气，在一点一点地被磨掉。据战后统计，在这次反击战中，德军第48装甲军损失了超过30%的坦克。而苏军，虽然也付出了数万人阵亡和失踪的惨重代价，但他们的战线，在顽强的坚守下，逐渐稳定了下来。
曼施坦因的赌博，最终没能成功。他赢得了战术，却输给了时间和战略。
当曼施坦因的攻势陷入停滞时，朱可夫和瓦图京知道，轮到他们反击的时刻了。
12月初，在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后，朱可夫下令，对日托米尔方向的德军，实施全面的冬季总反攻。刚刚抵达战场的第1坦克集团军、第3近卫坦克军，以及得到休整的第60集团军等，被编入了新的突击梯队。
12月5日，冬日的凌晨。苏军的炮火，再次覆盖了德军在日托米尔的阵地。这一次，攻守之势，彻底逆转。
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苏军的步兵和坦克，从多个方向，对德军的突出部，发起了向心攻击。德军的侧翼，在苏军的猛攻下，迅速崩溃。
曼施坦因的反应，依旧神速。在意识到无法守住日托米尔后，他果断下令，全线向西，后撤至更为有利的捷尔诺波尔—别尔季切夫一线，试图建立新的防线。
到12月10日前后，连接基辅与日托米尔的交通线，再度被苏军牢牢控制。
此时，乌克兰的严冬，终于降临。鹅毛大雪，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德军的撤退，在暴雪中，变成了一场灾难。大量的车辆、火炮和装备，因为燃料耗尽或陷入雪地，被迫遗弃。而苏军，则利用他们更适应严寒气候的铁路和传统的马拉雪橇，接力运输补给，对德军展开了不依不饶的追击。
12月底，苏军再次收复日托米尔。曼施坦因那场一度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冬季反击，最终以失败告终。德军，彻底失去了恢复基辅战线的能力。
12月23日，随着德军被彻底赶出日托米尔地区，苏军宣布，旨在解放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乌克兰冬季攻势，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强渡第聂伯河开始，到粉碎德军的冬季反扑，历时近五个月的第聂伯河会战，全线告终。
在这场被后世称为“第聂伯河会战”的史诗级攻势中，苏德双方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据战后多方统计（包括苏军总参谋部战史、德军东线作战记录及研究学者的修正数据），从1943年8月下旬哈尔科夫失守后开始的战略追击，到当年12月下旬第聂伯河沿线战线逐步稳定，双方累计伤亡人数接近170万。
苏军方面，自8月26日发起全面追击开始，至12月23日前后各桥头堡基本巩固，付出了约120万人伤亡的惊人代价。其中，阵亡和失踪约28.5万至30万人，受伤超过90万人。如此高昂的牺牲，既来自于数百公里长的连续进攻、极为复杂的强渡作战，也源于德军在退却途中持续组织的顽强反击和空中打击。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损失大约在2400至2800辆之间，作战飞机损失也达到1500余架。
德军方面，虽然作战规模和兵力较苏军为少，但在漫长的撤退与防御战中，亦遭受了重创。全线总伤亡约45万至50万人，其中阵亡和失踪约13万至15万人，另有30万余人受伤或因疾病退出战斗，约3.5万至5万人被俘。德军的装甲部队同样损失惨重，共计损毁坦克、突击炮约1400至1600辆，损失各型飞机约1200架。
这一轮持续近四个月的大决战，是东线战争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跨河作战，也是1943年苏军战略转折中最重要的胜利之一。尽管苏军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血的代价，但他们最终在第聂伯河西岸，构筑起了长达数百公里的桥头堡，彻底粉碎了德军“东方堡垒”的防御幻想，并为后续解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奠定了战略基础。
这场胜利的战略影响，是决定性的。德军，再也无力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任何有威胁的主动进攻。而苏军，则为即将在1944年发动的、旨在解放整个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更大规模总攻，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在“狼穴”，希特勒与曼施坦因的矛盾，也达到了顶点。希特勒将反击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曼施坦因，指责他“缺乏战斗到底的意志”。而精疲力竭的曼施坦因，则提出了辞职，但未获批准。这对将帅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听取了朱可夫关于战役的汇报后，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冬雪会把他们冻死在乌克兰，也会把他们的命运，彻底冻结。”
苏军的进攻，自然没有因为严冬而停止。但在前线的士兵们于冰天雪地中奋战的同时，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和重要的战斗，正在几千公里外，悄然展开。
1943年11月底，就在曼施坦因的反击还在进行之时，在埃及首都开罗，三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举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温暖的会议室里，这些政客们在谈判桌上的交锋，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比战场上的炮火逊色。
那么，在这次着名的开罗会议上，三位领导人都谈了些什么呢？他们又将如何规划一个全新的、战后的世界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