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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世事变迁。

曾经在轧钢厂一手遮天、搅动风云的李怀德,最终也没能永远风光下去。

随着政策风向的持续变化和厂内积怨的深重,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上面的注意。

经过一番不算激烈的博弈,李怀德算是“平稳落地”,被调离了轧钢厂,去了一个闲职部门,就此淡出了轧钢厂的权力中心。

轧钢厂这艘大船,在经过李怀德时代的高速甚至有些颠簸的航行后,似乎又需要一位稳重的舵手。

于是,之前被边缘化的老厂长杨为民,被重新请了回来。

杨厂长回来了。

他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依旧保持着和煦的笑容,依旧会在车间里背着手慢慢踱步。

工人们见到他,还是会尊敬地喊一声“杨厂长”。

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轧钢厂,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轧钢厂了。

李怀德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某些印记却难以轻易抹去。

他提拔起来的一些亲信虽然有所收敛,但依然盘踞在重要岗位上,阳奉阴违,关系盘根错节。

厂里盛行过的那套溜须拍马、搞关系胜过抓生产的风气,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的。

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计划经济的光环正在逐渐褪去,市场竞争的压力开始隐隐传来。

轧钢厂生产的钢材,不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外面的一些乡镇企业、新兴钢厂,凭借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更低成本,已经开始蚕食原本属于轧钢厂的市场份额。

厂里的效益,肉眼可见地不如从前了。

杨厂长坐在熟悉的办公室里,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棘手局面。

他试图恢复过去那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重视技术的风气,却发现推行起来阻力重重。

老人们习惯了懈怠,中年人心思活络想着找后路,年轻人则觉得厂子暮气沉沉。

他想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却苦于资金短缺和审批繁琐。

“杨厂长,这批钢材的成本又超了……”

“厂长,下个月的订单量还差一大截……”

“老杨,上面要求减员增效,这……这让我怎么跟工人们开口啊?”

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困扰着杨为民。

他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眉头紧锁,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疲惫,这个他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工厂,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而难以驾驭。

他的一套方法,似乎已经应对不了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了。

厂里的工人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大锅饭越来越不好吃了,奖金少了,活却不一定轻松。

以前还能指望厂里分房、解决子女就业,现在这些福利都缩水甚至取消了。

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在厂里弥漫。

许大茂这类人,更是如鱼得水。

李怀德倒了,他立刻见风使舵,又想在杨厂长面前表现,时不时地去汇报思想,打点小报告,可惜杨厂长不吃他这一套,碰了几次软钉子后,他也只好悻悻然地缩起来,但依旧贼心不死地四处钻营。

相比之下,傻柱的离开显得尤为明智。

偶尔有老同事去“何家菜”吃饭,回来无不羡慕地描述那里的热闹景象和傻柱红光满面的样子。

“嘿!人家傻柱现在是何老板了!一天赚的抵咱们一个月工资!”

“还是人家看得开,有手艺,到哪儿都饿不着!”

“早知道当年也跟傻柱学两手炒菜功夫了!”

这些议论传到厂里,更是让那些困守在逐渐失去活力的轧钢厂里的工人们,心里五味杂陈。

陈小满有一次路过轧钢厂,看着那略显陈旧的大门和门口无所事事聊天的保卫科干事,对身边的安雨琪淡淡地说:“杨厂长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可惜,他驾驭的这艘船,已经驶进了新的海域,过去的航海图,不太管用了。”

安雨琪点点头:“是啊,感觉厂子没以前那股精气神了。”

轧钢厂的故事,仿佛是中国无数大型国营企业在那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缩影。

杨为民的回归,并没能带来奇迹般的复兴,只是勉强维持着这艘大船的平稳,在市场的风浪中艰难前行。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曾经的火红年代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代人的迷茫、挣扎与寻找新出路的努力。

而南锣鼓巷的故事,也因这大背景的变迁,增添了几分沉重与现实的色彩。

杨厂长回归后的轧钢厂,仿佛一个步入暮年的巨人,虽然骨架仍在,但内里的活力却日渐衰减。

杨为民厂长尽力了,他每天最早到厂,最晚离开,试图用自身的勤勉唤醒这座庞大机器的生机。

他重新强调安全生产,狠抓产品质量,甚至亲自下车间和技术工人研究工艺改进。

然而,积重难返。

李怀德时期留下的管理混乱、人浮于事的后遗症并非一朝一夕能清除。

更致命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发威。

计划调拨的任务逐年减少,厂里必须自己“找米下锅”。

但习惯了等靠要的销售科,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显得笨拙而无力。

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型号陈旧,在与南方新兴乡镇企业和灵活私营企业的竞争中,轧钢厂的产品屡屡败下阵来。

厂里的效益一落千丈。

奖金成了奢望,有时候连基本工资的发放都成了问题。

工人们从最初的期盼,到后来的失望,再到如今的麻木和怨气。

茶余饭后,车间里谈论的不再是技术革新和生产进度,而是谁家又有人停薪留职去做小买卖了,哪个车间又要优化组合了。

许大茂的日子也不好过。

宣传科的地位一落千丈,厂里都没钱搞文体活动了,他还宣传什么?

他试图往新成立的“改革办公室”里钻营,但杨厂长深知其为人,根本不予重用。

失去了权力的滋养,许大茂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只能偶尔在厂里阴阳怪气地散播些“杨厂长观念老旧,跟不上时代”的怪话,但应者寥寥。

回到家,对着同样唉声叹气的秦京茹,两人更是互相埋怨,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这与傻柱家的红火形成了鲜明对比。

“何家菜”饭馆生意越来越稳,口碑传开,甚至有些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

傻柱虽然忙累,但心里畅快,挣的是实实在在的钱,看到的是顾客满意的笑容。

娄晓娥的商业头脑得到了充分发挥,已经开始谋划着开分店的事宜。

何晓也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学习成绩不错,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这天,傻柱特意炒了几个拿手菜,打包好,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回了趟轧钢厂食堂,不是去上班,是去看望他的老哥们儿,食堂班长王师傅等一帮老伙计。

食堂里也冷清了不少,工人手里没钱,舍得下馆子改善伙食的少了,好多人都带饭或者回家吃。

王师傅看到傻柱,又看到他提来的香气四溢的菜肴,感慨万分:“柱子!还是你小子行啊!跳出去了,海阔天空!看看咱们这……唉!”

傻柱给老兄弟们分着菜,看着食堂里稀疏的人影,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虽然离开了,但对这座承载了他青春和汗水的工厂,还是有感情的。

“王头,别这么说,厂子肯定会好起来的。”傻柱安慰道,但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苍白。

“好起来?难喽!”另一个老厨师叹气,“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咱们厂这套,过时了。

柱子,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有手艺,饿不着。”

工人们围着傻柱,吃着久违的美味,聊着以前的趣事和眼前的困窘,气氛热烈又带着几分悲凉。

傻柱的成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和迷茫。

消息传到杨厂长耳朵里,他沉默了片刻,对秘书说:“何雨柱同志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走出去闯出一片天,是好事。

总比大家都困死在这里强。”

他走到窗前,望着庞大的厂区,机器还在轰鸣,但似乎少了过去的那股冲天的干劲。

他知道,过去的辉煌或许真的很难再现了。

轧钢厂需要的,或许不是他这样的“守成者”,而是一场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一个能带领大家闯出新路的人。

而他,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种无力感,也悄然弥漫在南锣鼓巷。

院里在轧钢厂上班的人家越来越多地唉声叹气,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就连三大爷阎埠贵,算计的内容也从如何占小便宜变成了如何节省开支。

陈小满和安雨琪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来医馆看病的工人中,因忧思过度、焦虑失眠的多了起来。

安雨琪开药时,都会尽量选用效果相当但价格更实惠的药材。

“小满,这轧钢厂,真的就不行了吗?”安雨琪有些难过地问,她记得小时候轧钢厂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单位。

陈小满轻轻摇头:“不是不行,是时代变了。

大船转弯,总是需要时间和代价的。

阵痛难免,只希望最终能找到新的方向吧。”

南锣鼓巷依旧沐浴在阳光下,但时代的阴影和变革的阵痛,已经悄然笼罩了这里的人们。

有人像傻柱一样奋力游向了新岸。

有人像杨厂长一样在旧船上苦苦支撑;更多的人,则在迷茫与期盼中,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轧钢厂的风云变幻,成为了那个年代最深刻的注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