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宇轩关于境外追逃的命令，通过加密渠道迅速上报至首都专项小组，并得到了李国华和更高层的首肯。一个由公安部经侦局、国际合作局牵头，抽调国安部精干力量，并邀请陕东省公安厅熟悉案情骨干参与的境外追逃小组迅速成立，代号“猎影”。
目标直指顾晓阳——这个掌握着昌明集团核心数据密钥和海外资金通道秘密的“关键先生”。
与此同时，在国内，另一条无形的战线也悄然铺开。来自“王老”那通电话的试探性压力，并未因秦宇轩的明确态度而停止，反而以更隐蔽、更系统的方式渗透进来。
首先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开始流传起一些针对陕东省联合工作组，甚至是秦宇轩个人的“杂音”。有的说陕东方面在办案中手段过激，影响了当地营商环境；有的则暗示秦宇轩借机排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更有甚者，将昌明集团的问题部分归咎于“政策多变”、“政府干预过多”，试图模糊其违法犯罪的根本性质。
这些流言蜚语通过某些特定圈子、半官方性质的研讨会，甚至是部分影响力不小的内部参考材料，被巧妙地散播出来，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舆论氛围，给办案工作套上无形的枷锁，让秦宇轩和李国华等人投鼠忌器。
方文谦将收集到的这些信息整理后，面色凝重地向秦宇轩汇报：“省长，这些言论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传播渠道特殊，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其中几份内参，措辞看似客观，实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秦宇轩翻阅着材料，嘴角泛起一丝冷意。“黔驴技穷罢了。他们不敢在明面上阻挠办案，就只能用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害怕了！”
他放下材料，目光锐利：“不必理会这些噪音。我们的根基，是事实，是法律，是中央的支持。通知宣传部门，密切关注舆情，但对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不争论、不纠缠，集中精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同时，将我们掌握到的这些干扰办案的信息动向，整理一份绝密情况说明，直报首都专项小组。”
秦宇轩很清楚，这种层面的较量，已非他一己之力可以完全应对，必须借助更高层的力量。将情况上报，既是表明态度，也是寻求支持。
在首都，李国华同样感受到了这股暗流。专项小组的办案工作开始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软阻力”。例如，在需要向某个部委调取一份与昌明集团有间接关联的陈年档案时，对方以“档案管理规定不明确”、“需要层层审批”为由拖延；在约谈某位与王老关系密切的退休官员时，对方称病不出，而其家人则通过各种渠道向专项小组施压，声称办案人员“骚扰老同志”。
面对这些，李国华的态度比秦宇轩更为强硬。他直接以专项小组名义，向那些拖延配合的单位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督办函，明确指出任何不配合调查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干扰办案，承担相应后果。对于称病的退休官员，他派出了小组内的医疗专家随同办案人员一同上门，“既核实病情，也确保调查程序不受影响”。
李国华在小组内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魑魅魍魉，何足道哉！我们办的是铁案，行的是正道。任何试图螳臂当车者，最终只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就在国内的无形博弈激烈进行时，“猎影”行动小组在东南亚某国的行动也取得了关键进展。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渠道和当地侨领的暗中协助，小组锁定了顾晓阳藏身的具体城市——一个毗邻边境、鱼龙混杂的旅游小镇。
然而，抓捕行动却异常棘手。顾晓阳极其狡猾，深居简出，使用的通讯设备和网络接入方式都经过特殊处理，难以追踪其实时位置。而且，情报显示，他身边可能雇佣了当地的武装保镖，并与某些地下势力有牵连，强攻风险极大。
“猎影”小组负责人、公安部经侦局的张处长通过加密卫星电话向国内请示：“目标位置已大致确定，但环境复杂，直接抓捕成功率低且易造成意外。请求指示，是否采取诱捕或其他方案？”
消息传到秦宇轩这里，他沉吟片刻，对等候指示的方文谦说：“告诉‘猎影’小组，首要目标是确保将顾晓阳顺利、安全地带回国内受审。在境外行动，要尊重当地法律，依靠国际合作，但也要有灵活机变的准备。授权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他们认为最稳妥有效的方案，必要时可动用一些非常规资源，国内会全力协调支援。”
这道指令，既给予了前方指挥员充分的临机决断权，也表明了不择手段也要将关键人物缉拿归案的决心。
秦宇轩走到办公室巨大的全国地图前，目光从陕东移到首都，再落到那片模糊的东南亚区域。他知道，无论是国内舆论场和权力场的暗战，还是境外的追逃博弈，都是这场反腐风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线的推进，都伴随着阻力与风险。
“棋局越来越复杂了。”他低声自语，但眼神却愈发坚定，“但无论如何，这盘棋，我们必须下赢，也一定会下赢。”
他拿起笔，在地图上顾晓阳藏身的小镇位置，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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